是以，除2月的报告外，所谓的“许景澄言论”均来自金楷理的转述。然而另有史料证明，即使是2月的晤谈，也有金楷理在场。2月报告中虽只字未提金楷理，但随后不久，3月18日德外部高级参事官克莱孟脱（Klement）在其手稿中谈及此事：“驻柏林与圣彼得堡中国公使及使馆参赞金楷理（kreyer）于本年二月劝我们先直接占领所希望的地点，然后再行谈判。”显然，拉度林与许景澄的对谈，是由金楷理担任翻译工作，居间传话。因此，是许景澄确有支持武力之意，还是金楷理在传达过程中扭曲原意，要打个问号。真相究竞为何？恐怕还要考问金楷理的个人背景，也要厘清晚清驻德使馆的具体外交运作。
金楷理是美籍德人，1839年出生于德国，青年时期随家人移居美国，1866年被美国浸信会差会派到中国。最初任职于江南制造局，与李风苞合译了多部德文军事书籍。后李风苞使德，调其前往柏林任使馆翻译，后升职为参赞。此后二十余年间，金楷理一直在中国驻柏林使馆供职，历经李风苞、许景澄、吕海寰、荫昌等数位驻德公使。因使馆中能通中德两国文字者只他一人，前后几任驻德公使都对他极为依赖。他曾因售卖假军火、勒索回扣，为德国政府不满。锡乐巴（德国铁路设计师，胶济铁路的主要设计者）曾在报告中称“使馆翻译金楷理博士从卖方勒索到订货总价的百分之七点五”，李鸿章也提醒过许景澄：“金楷理在德，声名甚恶，文卿（即洪钧，前任驻俄、德公使）深倚之，故不为外部所喜。”如此种种，侧面反映了金楷理的品性问题。
德国政府对金楷理的不喜，涉及当时海外军购的贪污、腐败及竞争。但使德方真正耿耿于怀的是其对外交的过度干预。一方面，晚清使外官员多为旧式知识分子，如前后出使德国的洪钧、许景澄都是翰林出身。根据清廷规制，出使大臣属于临时性的差使，设职之初便声明“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并未经过专业的选拔和培养。因此，大部分的出使官员既不精通外语，更不熟悉近代外交法则与技巧，交涉上就不得不依赖外籍参赞和翻译官，由外籍参赞代为交涉的现象并不罕见。另一方面，驻外使馆内的参赞与随员，人事权属于驻外公使。出使之前，由公使拟具一个名单，奏调出洋，任期结束又偕同公使回国。这个以公使为核心的团队，每数年一更换，难以形成一个持续的有外交经验的系统。如此一来，长期留在使馆中处理具体事务的，反而是游离在公使团队之外的外籍参赞或翻译。以金楷理为例，二十余年的驻德使馆生涯，不仅使他积累了大量的外交经验，比较熟悉中德事务，也拥有较大的事权，“金楷理在中国驻柏林使馆占有重要的位置，像马格里博士在中国驻伦敦使馆一样。中国的外交官对后者也是过分依赖，所有的政府命令都经过他的手”。
巴兰德在1890年对许景澄倾诉过不满，要求将金楷理罢职：
巴云：“姑且不论德馆所用金楷理，我外部颇不谓然”。弟云：“从李大臣（即李凤苞，笔者注）起至我任内，到外部谈论公事，都是金楷理传话，直至那年曾侯到德，贵国外部告知不愿洋员传话，因此有事到外部即不带金楷理去，但使馆用此人，皆因频年买炮、造船，机器事理深奥，他却熟于翻译，且各大厂管事人等亦都与他相好，我所亲知”。巴色不悦，云：“如此仍要用他，恐于两国交涉有碍。”弟云：“我到贵国，亦要将话讲明，现在不令传话、不办公事，但令翻译、采办事件无甚妨碍。”
从巴兰德谈话可知，从李风苞开始，历任使臣到德外部交涉，皆由金楷理传话，德方不满已久。1886年曾纪泽访德时，德外部即已告知不愿由“洋员”即金楷理传话。后因金楷理对枪火、炮舰，尤其是铁甲舰的知识钻研甚深，又常年与德国伏尔铿厂等打交道，积累了相应的人脉和交情，使馆不得不继续使用此人。1890年巴兰德虽以于“交涉有碍”相挟，迫使许景澄承诺在柏林期间不让金楷理参与公事，但许景澄移驻圣彼得堡时，一切照旧，使馆事务仍由金楷理居间办理。
胶州湾事件之前，金楷理与拉度林在圣彼得堡过从甚密，数次私下晤谈，他怂恿德方使用武力，拉度林本人也持相同主张。由此种种情形似可推断，许景澄的“不当言论”，可能是拉度林的有意扭曲，也有可能是金楷理从中作祟。毕竟许景澄在柏林与德外交大臣马沙尔的对话中，从未出现类似主张，但在圣彼得堡的使馆中，却经由金楷理之口，有违常理地主张德国使用武力。
德外部从拉度林的报告中，敏锐地察觉到金楷理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次以金楷理僭越职权向许景澄发难，并最终改变了驻外使臣兼使俄、德的局面。1896年11月，许景澄上疏《请派德国专使片》，道出德国方面对于由参赞来接洽外务的不满：“德外部亦以使臣不常在德，仅由参赞接洽，隐怀不惬……彼国驻使曾向总理衙门述有政府要话不愿由俄都转电之说”。为了避免德方猜忌，许景澄建议此后俄、德分使驻守，让使臣能够专注于一国事务，同时杜绝由参赞代为办理外交的现象。清廷依议分别派遣黄遵宪为驻德公使，杨儒为驻俄公使。
对金楷理在中德外交中的影响以及传话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巴兰德早有忠告：
像金楷理博士这样一个在使馆工作，熟练中德两国文字而又身居机要职位的人，不使他知道与政治有关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再说一遍，要是公使发现德国外交部不以赤诚相见的话，——相见以诚是符合德中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并且在目前是极为中国所重视的，——那末，他只能反躬自问。
金楷理居间传达的“许景澄言论”，与其他史料中许景澄言行之抵牾，印证了巴兰德的担心并非多余。长期遥指外交，对驻外使馆情形和金楷理品性都较为了解的李鸿章，在许景澄出使之初，也预见到了这一点：“竹使（许景澄字竹筼）洁己奉公，金楷理即不免浮言，则竹筼任内似亦未能罗罗清疏矣”。
四、余论
1896年11月，清廷在任命黄遵宪为驻德使臣后，海靖有意刁难，以黄遵宪在新加坡时贪污受贿为由拒绝。在澄清贪污后海靖仍坚持原见，在总署议及黄遵宪，“始终不肯接待，语极决绝，其他挟制诮讪语不可胜记”，实际意图在于重提港口一事。后再三以此事纠缠，翁同龢知其醉翁之意，叹道：“前使绅珂以海口未成撤回，故海靖注重在此。噫，难矣！”清廷最终不得不于1896年12月谕命许景澄为驻德使臣，此为德国第一任专使。
12月，海靖以同意增加关税为条件，再度提出以五十年租赁的方式割让一个储煤站，被李鸿章以“粗暴的态度拒绝”。威廉二世极为恼怒，声称“经过这样的拒绝后这将是个耻辱，那是最后一次”，德外交部此时也基本放弃了继续交涉的努力，指令“马上坚决地作为最后一次地向中国政府提出割让一个海军港的要求。如果这还不能达到所预期的目的，则最后必将干脆由陛下的军舰占领一个合适的地点，先来制造一个既成事实”。至此，德国政府内部对华政策的争持落下帷幕，最终就武力占领港口达成了一致。只不过在“和平的环境”下，德国没有马上采取行动，而是“等待华人先给了我们一个报复的理由”。此后，德国政府甚少再与中国交涉，待至1897年威廉二世访问俄国，与俄皇密谈胶州湾问题之后，德国再无顾忌。11月巨野教案的发生，对德国而言，只不过是期盼已久的“口实”终于到来。
自1895年10月港口索求的提出，至1897年11月巨野教案的事发，交涉已两年。此时距离国门洞开已半个世纪，浮沉于残苛世局的晚清外交，在探索与认知近代法则的过程中，有醒觉与转变，也有因循与巢臼，其中后者，为我们留下宝贵的前车之鉴。胶州湾事件中，本应在频仍外患中积累经验，体察时势强弱的总署及其官员，难以全然抛却旧日虚骄，外交之道仍是表面以礼而隐持倨傲，大多拒绝正视变化的事态：或漫不经心，漠然置之，如德方多次交涉，对港口野心勃勃、势在必得，总署却认为“无须详为讨论”；或推托迁延，延宕处理，德方第一次提出索港后，总署久久不向恭、庆二邸禀告；或应付了事，处理模式机械僵化，交涉中多次以唯恐其他国家提出同样要求作为拒绝，这套简单雷同的说辞在晚清外交中屡见不鲜。如此种种，总归酿成晚清外交一大通病，即缺乏一个有效的外交应对机制，往往在事情初露端倪时，轻忽大意，不思未焚徙薪设法斡旋，待至事情爆发时唯有仓皇以对、被动因应。
其他交涉各方，亦各有局限与差错：李鸿章一味以以夷制夷的方法处理事端，过度迷信中俄互保。驻外公使许景澄，锐意于筹谋海防，但外交观念与方法落后陈旧，多为被动地传达讯息，少有积极作为。1895年11月德国曾有占领厦门附近的小金门海岛作为临时军港之议。当时德国兵船已集泊厦门，上海路透局发电报通知许景澄，然许景澄回复“数日后未有续音，想与上月电传中国与俄旅顺同一子虚”，将此事视为谣传。不仅对德国行动掉以轻心，更身在德国，竟对德国选址厦门的热议丝毫不知。交涉中活跃的各个外籍人员，暴露了晚清外交倚赖洋员充任中间交涉人的一大冗病。蒲安臣轻易代为允割中国利益，金楷理中饱私囊、僭越职权。最为李鸿章信任、被许景澄赞为“然心向华”的巴兰德、德璀琳，虽不否认其为中国周旋转圜的一面，但两者本质上都更忠实于德国国家利益。巴兰德极力陈说胶州湾是适宜的地点，对德国政府颇有影响；德璀琳左右逢源，在中国则为中国言事，在德国则为德国主张，他建议德国对中国“道义的取得”，看似是在为中国说情，实则仍是侵割利权，此举不过是为了“使中国政府产生一个德国正在支持它的印象”，如同德璀琳在李鸿章面前所扮演的角色：忠实于中国的德国友人。将国之外交，轻率托付于他国之人，结局似已昭然若揭。
注释：略
作者：贾菁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来源：《史学月刊》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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