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胶州湾事件前的中德交涉与许景澄“卖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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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德国本欲派遣陆军上校李伯德(Colonel Liebert)出使中国赠送宝星,作为柔性的外交手段以示睦好,实则借此参与到中国的军事建设,然而拉度林谎借许景澄之意,促使德国取消了此次派遣。此事最初起因于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建立江南自强军,欲采用西法操练,曾请许景澄在德延聘教官。德国外部获悉后积极保荐人选,人选即为李伯德,后因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此事不了了之。1896年李鸿章使欧之行离开德国后,德璀琳受命留在德国继续为罢索港口奔走。一方面,德璀琳受李鸿章之托,在德斡旋,势必要有所作为,因此11月谒辞德皇回华之时,请求德皇回赠中国宝星(黑鹰勋章),以示睦好;另一方面,德璀琳深悉德国急望以军事协助的方式加深对中国的控制,同时扩大在中国军火输出的市场。李鸿章访德时,威廉二世请阅亲兵操阵,亲自领队勘检,“谓中国亟须仿照练兵,以图自强,我深愿帮助”;海靖至中国,受托之任务有三,第一就是“由德国军官来改组中国武力”。故而,为了兼顾德国利益,向德国表诉衷心,德璀琳建议赠送宝星的人选便是能够帮助中国“整顿军务”的李伯德:

某于十月初五日(即西十一月初九日)谒辞德皇,进言中国情形,婉劝德皇罢索口岸,帮助中国使之振兴,并请赠送中国皇上宝星,以表明德国友谊,即派副将李伯德赍往,该将可趁此机会将如何整顿军务转告中国,德皇疑此举两无益处,因复言中国军务如人之患病,李伯德乃医病好手,荐医治病正朋友之道。

李伯德随后接到任命,预定11月25日动身前往中国。然而反对的声音很快出现,首相何伦洛熙23日将拉度林的一封机密电报转呈威廉二世,恳请其在阅读之后,对赠送宝星一事再做裁定:

拉度林公爵根据中国公使许景澄的机密谈话,对这个意思提出了意见。拉度林公爵据许公使的谈话于十一月二十一日电上指出,在中国对德国尚没有任何其体的友好行动之前就赠给中国皇帝一个勋章,将被对方认为是一种不可了解的逢迎或软弱。“不顾一切地占领一个合适的海港——对此俄皇也不反对——倒似对华人是很自然的,甚至他们还将认为这是德国对他们的一种保护,足以抵消其他列强对中国的过分的监督”。

报告里,拉度林据与许景澄的机密谈话,竟然称对于中国而言,派遣使节赠送宝星是“逢迎或软弱”,而不顾一切地占领港口,则是“德国对他们的一种保护”,意即许景澄反对遣使。事实与拉度林所指完全相反,许景澄在公文中记述到,他在听闻消息后,认为赠送宝星是联络交好的契机,可以借这个机会与德国周旋,“德廷如有赍赠宝星之举,在我亦谊,应酬答,正可乘新使来洋之便,奉诏报赠,固一机也”,请总署趁公使交接的机会,向德国回赠宝星。

此处拉度林无疑是再度以许景澄为幌子,虚饰自己的言论。威廉二世收到拉度林的报告后,立刻终止了李伯德的任命:“我同意停止李培脱的使节。但是必需由一位中国公使来对我们愚笨的德人说明我们应在中国怎样行动,才对我们有利,实在是可耻。”而拉度林报告中“反对遣使”的许景澄,已经将李伯德即将访华的消息拟好公函准备通报总署和李鸿章,“正封函间”接到德方中止遣使的电报,虽惊愕于德方出尔反尔的态度,也只能在公函末尾另附说明,感叹德方此举“不免稍突”。

三、被忽视的交涉者:僭越职权的外籍参赞

在拉度林报告中,只有1896年2月的指控直接出自“许景澄之口”,此后提及许景澄主张武力占领处,皆是来自第三者——美籍德人、晚清驻德使馆参赞金楷理(Kreyer,Carl T.)的转述。关涉两国外交的重要主张,竟来自于使馆外籍参赞的转述,使拉度林报告更添嫌疑的同时,也揭橥中德外交中被忽视和湮没的一面。胶州湾事件之前的中德交涉,有拉度林这样因地利之便而参与斡旋的驻他国公使,有巴兰德这样乘人情世故负责私下联络的已卸职人员,也有金楷理这样因居间翻译而参与其中的使馆外籍人员。后者,诸如使馆参赞、翻译等,往往是外交史主体叙述中被边缘化的角色,其实作为重要的居间者、参与人,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交涉的进程。

拉度林再次提及许景澄的言论是在1896年11月,契机是金楷理告知拉度林:德璀琳刚与海军大臣克诺尔、外交大臣马沙尔洽谈过,反对武力,主张德国对中国“道义的获得”。拉度林于是立即密电首相何伦洛熙,以他与金楷理的谈话内容,力驳德璀琳之议。有趣的是,1896年2月的报告中完全没有交谈内容和细节,迥异于拉度林一贯详细冗繁的风格,与金楷理的谈话则详尽地记述了内容。节录对谈如下:

金楷理接着对我说……中国人绝对不会懂得这种思想方法,道义取得的观念对于他们是绝对陌生的,只有武力才是他们唯一能懂的语言……金楷理先生说(我假定或者就是派他来的中国公使要这样说),俄人就是掌握了对付华人的唯一正确方法。首先,他们从中国人手中取得帕米尔,从而显示其力量。

要在中国取得一个巩固的、并受人尊敬的地位,只有一个办法,即或者干脆地攘夺一个合适的海口据为己有……在华人眼中,前任帝国驻北京公使(即绅珂)一年前在提出取得问题时的那种温和方式,决不足以达到目的。必须使华人知道(金楷理先生附带指出,他以德人资格对我所说的话完全与他中国官员的职务相符合),这样的一个占领不仅于德国有利,而且对中国本身也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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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的中国公使也完全明了这点,但他没有勇气照这个意义在北京方面去做。这种不仅出诸金楷理先生而且也代表中国公使的暗示——当然是极机密的——对我们指出了只有不顾一切来保护德国商业利益的为一法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报告中提及许景澄处,皆为转述,“金楷理先生说(我假定或者就是派他来的中国公使要这样说)”“这种不仅出诸金楷理先生而且也代表中国公使的暗示”等诸如此类充满臆测的描述。威廉二世热烈地赞同了拉度林的这封电报,“正确!这正是我两年来对外交部所谆谆劝说而没有成功的”“对,这是我的海军将领屡次从中国报告我的”。拉尔夫·A·诺瑞姆曾对此表示过怀疑:“几乎没有证据说明克雷耶(金楷理)的忠告是中国人的想法,可能是克雷耶在向拉度林转达时没有忠实地执行他上司的指令,但是德皇显然受到了拉度林来电的强烈影响”。此后,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回国时曾与拉度林交谈,拉度林又引用了许景澄的言论,“他(喀西尼)所表示的意见和此间中国公使通过金楷理先生向我表示的一样:如果一个人想从中国要点什么,他必须不客气地要求并最后干脆地攫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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