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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湾事件前的中德交涉与许景澄“卖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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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湾事件前的中德交涉与许景澄“卖国”考(1895—1897)

三国干涉还辽后,德国自持有功,向中国索求港口与海军基地,起初试图以外交施压达成目的,不料遭遇多次碰壁,对华政策遂转向强硬。最终以教案为借口,策动武力强租胶州湾的事件。以往近代史、外交史著述中多以事变后的交涉作为主线,较少涉及事变之前长达两年的交涉细节。事实上,德国分别在北京、圣彼得堡、柏林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驻德公使及隐形的外交舵手李鸿章展开多线交涉:其一,指令德国驻北京公使绅珂(Schenck,Baron zu Schweinsberg)及其替任者海靖(Heyking,Baron von)拜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下简称“总署”;其二,通过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Marschall,Baron von)、德国驻圣彼得堡公使拉度林(Radolin,Hugo fürst von)与清驻德公使许景澄洽商;其三,由在华的前任驻华公使巴兰德(Brandt,Max August Scipio von)以及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Detring,Gustay von)与李鸿章私下联络。

交涉中还留下一桩许景澄支持德国使用武力的公案。据拉度林称,许景澄在秘密交谈中授意并支持德国使用武力夺取港口,建立海军基地。这番言论被德国海军部及外交部多次引用,为德国采取武力占领港湾留下口实。目前,国内外相关的著述中,虽有少数学者如李国祁认为此事“颇令人置疑,在中文材料方面,非但《许文肃公遗稿》中无法找出与此相似的言论来,即其他资料中亦未发现有类似的佐证”。然更多论者或较少论及,或竟以此为事实,A.J.艾玛《胶州湾的获取(1894—1898)》认为公使此种行为“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建议和坦率的交底!”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里对许景澄“这样奇特的建议”表示惊讶。姜鸣关于拉度林的报告细则的批注是“许景澄卖国”,并评论其“作为外交官作出此类举动,是极其严重的叛国行为”。张明称“光绪二十二年的这次谈判是德国占据胶州湾的一个序曲。在这个事件中,驻德公使许景澄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许景澄究竟是否背弃自己外交官的立场,主张德国武力入侵,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重要史实。本文拟在原有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交叉对比中德史料,结合许景澄、李鸿章等人的函牍、电报与日记,考证交涉的多线进程,并对许景澄卖国之说的背后动因与史实,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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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国对华“和平路线”的外交试探

德国欲在中国获得一个港口和海军基地,绸缪已久。早在18世纪中期,德意志邦联就有意在中国海域取得一个海外基地,使德国舰队得到其他海洋强国已享有的尊重和待遇。1861年普鲁士使节团来华订立商约,即以台湾和舟山群岛为假想目标。随行成员中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Richthofen)后来多次到中国内地考察,并在1869、1871年两次上书首相俾斯麦(Otto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建议占据舟山群岛。1869年俾斯麦正在出使欧洲的蒲安臣也曾机密地讨论过这件事,蒲安臣非常肯定地答应在他回到中国以后,将促成此事。然而几个月后蒲安臣突然去世,计划搁浅。1870年,俾斯麦指令驻华公使李福斯在中国斡旋此事,希望“以买卖或租借的方式”在中国建设“一个海军仓库”。同时,德国政府内部就港口的地点进行了讨论。

甲午战争爆发后,德国原本持观望态度,拒绝了中国及英国的请求,认为各国介入干涉“似尚嫌早”,意欲静待局势而谋求后动。次年2月,随着甲午战争大局已定以及各国日益明朗的态度,德国外交部认为时机已臻成熟,“如果我们想要一些东西,从我迄今所得到的情报来推度,现在似乎已到决定我们意旨的时候了”,德国“必须保留参加可能引起欧洲列强在远东势力关系转移的工作”。加入远东权势的角逐,尤其是参与分割中国利益,促成了德国前后立场的转变:“如果能有特殊利益来抵补给我们带来的牺牲时,则我们的立场将会改变的。肯定地,在中国海岸线上取得足供我们舰队与商业为根据地的土地,我们当考虑为最重要的利益。我们需要这些根据地,数十年来已经有人鼓吹与主张。”

3月,德国倡议三国联盟,积极参与干涉,指向明确:“向中国要求土地作为适当的补偿。”4月,威廉二世写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中提出“正象我将乐意地帮助你解决日后俄国欲吞并部分领土的问题,我希望你也能同意德国在不妨碍你的某个地点上取得一个海港”,德、俄就港口问题初步达成一致,俄皇表示对德国欲在东亚取得领土“绝没有任何反对”。由于日本有意占领台湾,另有传言中国应许法国割让台湾的优先权,德国外交部与海军部于是再次就“储煤站与军港”的适宜位置以及港口应具备的条件,对几个备选地点台湾、舟山群岛、胶州湾、厦门、澎湖列岛、朝鲜莞岛等,进行了具体的讨论。8月底,“古田教案”余波未平,《新普鲁士报》报道英国拟派军舰至中国各口岸及舟山群岛示威,俄国也有采取行动的风闻,德皇威廉二世不甘于后,放言“立刻为同样目的派船到威海卫”。俄、德最终并没有派舰,但德国谋取港湾之举已磨刀霍霍、蓄势待发了。

对于取得港口的方式,德国内部却始终存在分歧,“和平谈判”与武力占领两种意见争持不下。威廉二世与海军部屡次催促对港口采取武力行动,但外交部更倾向于以谈判的方式取得胶州湾,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干涉还辽的报偿持乐观态度,认为德国提出“合理的要求,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霍尔斯泰因(Holstein,时任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是德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幕后策划者)对德皇的武力主张持保留意见,以至于有观点认为“皇帝所有伟大的构想最终都败在了霍尔斯泰因的手上”。首相何伦洛熙(Hohenlohe,又译作何亨洛、霍亨洛埃)也认为和平的方式值得尝试,“我们的立场是想在阻力最小的地方作努力”,“用和平方式取得一个储煤站”。外交部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德国的对华行动,自1895年10月开始,德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外交行动,通过各种渠道,先机试探清政府的态度,冀望以谈判的方式得到中国同意让予或租借港口。

10月25日,德国外交部双管齐下,外交大臣马沙尔向驻华公使绅珂与驻圣彼得堡公使拉度林分别发送电报下达指令,令两者展开活动,在适当的机会“指出建立一个德国储煤站的必要”。29日,绅珂依指令前往总署拜会,提出储煤站之事。德国议论已数十年的索港问题至此才为清政府正式知悉。可惜此事并未引得总署重视,没有进一步禀呈恭亲王。另一边拉度林也于29日拜会了清驻德公使许景澄,许景澄因兼使俄、德、奥、荷,常驻圣彼得堡,时常来往于圣彼得堡与柏林之间。马沙尔于是令同样驻圣彼得堡的拉度林先试探口风,以私人晤谈的方式,“委婉地”提出租借港口之事:“我恳请阁下遇到适当的机会时,也能自动地,并不要使人看出是执行官方训令,向那边中国公使作同样表示,并同时特别强调,即从中国的观点上看来,一个强大的德国舰队在中国领海内将是何等有益。”拉度林提出的要求毫不意外地得到拒绝:“他(许景澄)唯恐迎合了我们这一合理的、并一般地对于中国有利的愿望,其他列强也将提出同样的愿望与要求或将与中国为难”。

德国原计划缓步推进交涉,等待合适的时机,然而11月中日签订《辽南条约》,原泊日本长崎的俄国舰队无处过冬,取得在胶州湾暂泊过冬的权利。12月,马沙尔亲自出面邀晤许景澄,对此表示不满,称“英有香港,法有东京,德无之,且俄舰已有海口度冬矣”,指责清政府厚此薄彼,既而赤裸裸地索求回报,“德助争辽,现请中国助德商利”,并以“均东方大势,以后有事德能出理,亦于中国有益”相诱,就港口问题对中国施压。许景澄回复称俄国是暂时停泊,只在港湾不能上岸,而德国租借要求却包括了陆上领土,以“暂泊在水不在陆,借地则失自主权”拒绝了马沙尔。

除官方外交渠道外,德国还秘密授意前驻北京公使巴兰德以及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私下联络李鸿章。巴兰德1874年至1892年间驻使中国,谙熟中国政治之情状与规则,李鸿章对他评价很高,称其“系为中国出力,深堪嘉许”。卸任回国后巴兰德继续为中、德联络声息,德国政府目之为“东亚问题权威”,在东亚政策上,德皇威廉二世经常“无条件采纳”他的建议,“德国外交部(也)常常征求其意见”。甲午战争之后,巴兰德“屡著论说,谓曲在日本”,认为“德国东方商务亦必渐为(日本)所夺”,主张德国助俄争辽,遏制日本。1895年年底,巴兰德恰好回到北京,首相何伦洛熙便建议:“为对中国取得一个顺利的解决,我建议走巴兰德—李鸿章的路线”。作为中间人的还有德籍洋员德璀琳,德璀琳时任津海关税务司,深得李鸿章信任:“德璀琳在津供差二十余年,忠于为我。”李鸿章与巴兰德之间的电报来往,有时经由德璀琳转呈。巴、德两人均多次向李表诉忠心,“中堂随时办理之事,乞勿吝电示”,是德国在华外交的重要推手。

巴兰德到华之后很快为德国外交打开了新的局面。原来绅珂在10月拜访总署提出港口要求后,迟迟未得回复,至11月30日总署“仍托辞还没有向恭亲王作报告,而规避对军港问题作更明白的表示”。正是巴兰德从中斡旋后,绅珂才有了与恭、庆两邸面谈的机会。据翁同龢记载,“巴兰德从其国来,因旧人,又辽事曾出力,故两邸及同人皆集。未初二巴与绅珂各掣一通事来”。绅珂报告中也提到了这个转机:

昨日(12月14日)在总理衙门于巴兰德先生的访问结束后,我利用恭、庆两亲王及很有势力的大臣翁同龢在场的机会再一次根据四十九与五十三号电报的意义提起德国欲在中国获得一个储煤站的问题(到现在为止我只曾与其他大臣讨论过这一问题》……庆亲王是发言代表。他说这个要求没有先例;如果他们接受了要求,其他国家毫无疑问地也将提出同样的提议。这样,中国势将陷于一个极困难和危险的地位。

此时德国的诉求尚未引起重视,总署在简单机械式的拒绝后,未再见有相应的议论及应对。

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6月行抵德国。德璀琳正回德国休假,德外部深知德璀琳“与中堂周旋最久”,令其陪同李鸿章并负责翻译工作。马沙尔借此机会与李鸿章进行了两次长达数小时的政治晤谈,强调在中国取得一个军港是德国继辽东问题以来连贯的亚洲政策,这一政策既符合德国利益也有利于保持东亚均势。李鸿章回答他如果德国得到这样一个军港,其他国家将提出同样的要求,并委婉地指出德国在甲午战争之初偏袒日本的立场以及在辽东问题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俄国。这两次会晤,马沙尔详细记述并报告,李鸿章则在电报中笼统带过:“迭晤外部马沙尔,谓中、德交情原好,但近多不如意事。鸿谓和衷相商,果合情理,自易化解”。此外的奏牍、电报、信函以及军机处档案中,再无关于此次谈话的详细内容。

李鸿章未将德国索港诉求详细传达的原因,在于他的亲俄立场。到德国之前,李已访问俄国并与之签订了《中俄密约》,这也代表着清政府在还辽之后所做的外交选择——联俄以自保,故而在参与干涉的三国之中,“中、俄邦交非德、法比”,不愿意过多让予德国利益。其后一次李鸿章与俄国驻北京代办巴夫洛夫的谈话中,也显露了清政府未将德国视为外交重点对象的轻慢态度:“至于德国政府所提要求的本质,据李鸿章称,它是狂妄到如此地步而并无任何理由,以致亲王大臣等认为无须详为讨论”。

不过,李鸿章也退一步向马沙尔表示,他在北京“已经为我们(德国)的要求斡旋,且将继续代为斡旋”。所谓代为德国斡旋,显然与巴兰德、德璀琳的私下活动有关。代为斡旋固然是婉转的外交辞令,另外考虑到甲午之后李在国内的政治处境,此说还有不可回避的私心。使欧一行主要目的是关税加税,李鸿章对马沙尔坦言,他“回到北京时必须能说列强已经原则上同意增加关税”,保障中国每年有2500万两或更多的收入,马沙尔在谈话中也屡以同意增加关税为要挟。这或可视为李鸿章态度软弱、措辞模棱两可的原因。

李鸿章回国后,指令德璀琳留在德国继续与德外部交涉,联络德国商会以谋求帮助。1896年11月,德璀琳将港口的交涉与具体情形向海军司令克诺尔(Knorr,Admiral Eduard von)做了详细的汇报。德璀琳极力推崇胶州湾,认为值得德国争取;劝说德国打消对俄国的顾虑,称胶州湾已经割让给俄国之说纯属误会,“他曾得到权威人士最可靠的相反保证”。德国应当采取租借土地的方式,放弃攫取中国领土之意,“只作道义的取得(例如铁路特权等)”,因为这是对德国和中国最有利的方式,可以避免中国因此可能发生的政治动荡。如果德国政府租借和开发胶州湾,他“已经得到某些方面人士的支持”,愿意为德国效劳去胶州湾视察、调查。德璀琳所谓的“权威人士”和“某些方面人士”,即是指李鸿章。年末,新任驻华公使海靖在总署咄咄逼人,李鸿章又邀请德璀琳前来襄助交涉,“德使正索埠头饶舌,彼来或稍松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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