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尝试
有关创新的历史数据几乎都没有用。即使在今天，也很难获得有用的数据，因此不断出现关于人工智能等的含糊不清的断言。
尽管如此，量化创新变化的尝试还是值得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疲软，预示了中国经济中期增长停滞，在中国政府及其经济模式的外国捍卫者终于认识到这点后，它们将创新视作救星，而创新确实能在生产要素不增加投入量的情况下增加产出。
研发支出是国家创新的标准衡量标准。历史统计数据有限。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日本和韩国似乎都胜过中国。但是，数据质量在改革后38年最高，在那时差距并不大了（图7）。尽管日本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自1984年以来一直在增加，而韩国的研发占比在2000到达了顶点，考虑到中国更大的GDP数值，说明中国研发占比与日韩差距的缩小，是建立在其研发总支出大幅增加的基础之上。
中国的投资常常陷于无效的狂热，研发也不例外，为了纠正研发支出数值的偏误，专利许可数是衡量研发质量的一个指标。但是专利本身，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产生误导性，一个是更大的经济体和人口稠密的国家需要更多的专利来推动经济发展，例如，只要相对少的专利，以色列就能成为技术主导型经济体。图8展示了每百万人的专利数量。
比较悲观的预测是，中国将走上韩国的老路：专利最初可以忽略不计，然后到达一个高峰。作为一个战后重建的富裕经济体，日本数十年来饱有创新性，只是当韩国专利数量飙升时，日本就被超过了。但纵观改革相同的阶段，日本和韩国都经历了专利许可数的3倍增加，然后在峰值循环。
一个简单的结论是，未来几年中国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专利，并达到韩国改革后38年的水平。尽管韩国随后进一步攀升，但中国的专利总数巨大，即使不足以领导一个大型经济体，也会严重影响全球创新。这将调和中国创新的两种观点：从总量来看，中国的创新对全球都十分重要，但对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而言，这些专利还不足以推动中国未来继续保持“奇迹”。
总结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将逐步平稳下降，但真正的发展需要使人民致富，在与日韩相对应的改革阶段，中国没能将收入增加到两者的水平。更严重的是，从经济增长的预测指标来看，中国面临着日韩两国在改革同样阶段所遭遇的挑战，甚至更为严峻，因此未来的收益可能更加有限。
发展的第一步是要减少农民数量，鼓励迁移来提高生产率。作物单产表明中国已经成功地做到了，而且有可能取得更大的发展成功，但由于土地所有权和农村教育的政策选择不力，农村收入仍然很低。
这样的选择在国家劳动统计中清楚地显示出来。首先是日本，现在是韩国，以及（人口统计学上的）不久的中国都是老龄化社会。在可比的发展时期，中国都更老，而且由于政策选择不明智，预计老龄化会更快。
遗憾的是，人口质量的提高也无法抵消数量的减少。面对老龄化，更高的教育水平还不足以支撑日本的增长，更不要说有明显弱点的中国教育。关于中国注定要陷入停滞的论断，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在改革之前，它在不增加收入的情况下提高了预期寿命，而在改革时代，它在衰老之前未能提高教育水平。
通过自动化技术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如此大规模的自动化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杠杆已经够高了，尤其是更可能运用自动化的企业层面；与韩国在各自对应的改革阶段相比，中国各个层面的杠杆都高得多。过去十年中国创纪录的信贷投放，并未有效配置资本来抵消快速老龄化和较低受教育年限的不利影响，随着信贷额的逐步扩大，收益却在逐步减少。
因此，除非创新能显著地增加了回报，否则劳动力和资本都无法将收入推高更多。中国的研发支出让人欣喜，尽管必须维持近期的增长，才能达到日本和韩国最后阶段的水平。专利的问题正在改善，但改善速度比较慢。中国专利总量将影响全球创新，成为以创新为主导的大型经济体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但是从专利数来看，中国还实现不了。
中国政府和许多外国观察家（不论是支持还是批评的），都将中国视作已经发展成功的国家。要知道，韩国在改革开始38年后取得成功，其收入水平大约是中国同阶段的两倍，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如此，目前的政策制定者专注于金融市场的修补，而不是有助于提升基本面生产率的改革。中国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但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中国发展还在落后。
作者：史剑道（Derek Scissors） 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翻译：胡慧中 校对：hgyu 来源：思想库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