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生产率
中国崛起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成功利用了庞大的劳动力，但是反过来，目前中国日益严重的劳动力老龄化也是收入增长的巨大绊脚石，更少的工人要直接或间接地养更多的老人。老龄化严重破坏了日本的经济增长，韩国紧随其后。在劳动力数量急剧下降到阻止收入增长之前，中国还有10多年的时间，但它还面临着日本和韩国没有的其他严重问题。
人口年龄中位数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部分解释，并为中国的发展轨迹发出了预警。在改革进程之初，中国比韩国老，而且在此期间中国显著比日本老（表3）。日本改革后44年的老龄化程度，才达到跟中国改革后38年相当的水平，而达到同样的老龄化水平，韩国则要到改革47年后。更糟糕的是，联合国的预测显示，中国的老龄化加速将持续到2035年。也就是说，在各发展阶段，中国的老龄化程度都比日本和韩国要高，而且中国的老龄化加速建立在低收入水平的基础上。
“年龄”是劳动质量的一个表征，但它蕴含的金融属性对经济有很大影响，“预期寿命”是劳动质量的一个补充指标，表4显示了改革前中国的预期寿命比较好，但是改革后的数据改善不大：在经济扩张之初，至少从纸面提供的数据看，中国的预期寿命比日本和韩国都高，但是这意味着预期寿命延长带来的收入增长，在改革前已经被错过了，这符合之前的比较低的收入表现。在改革后38年，中国的高预期寿命进一步表明，快速增长已经接近尾声。
当劳动力因老龄化而萎缩时，生产率就越来越重要，但中国却无法收割生产率的这种溢价，因为教育对生产率至关重要，而中国的教育水平却不足（图3）。虽然中国在先前的指标中接近日本，但“平均受教育年限”这一指标却一直落后。中国改革38年后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水平，大约相当于日本在改革后2年的位置；韩国起点跟中国类似，但后来远远超过了中国。
原因之一是人口规模。中国的发展比日本或韩国重要得多，因为它更大。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它的发展也很不平衡，为这么多人提供教育并非易事。但北京方面使不平衡问题更加复杂，对不在户口所在地生活的人们而言，其教育机会受到严格限制，即使在正式的政策改变后，传统影响仍然存在。
这是造成中国收入相对较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可能会使中国长期增长速度降至目前速度的一半。
资本回报率
衡量资本回报率的最基本方法是查看需要多少资金才能产生增长。在这三种情况下，在整个改革期间，国内资本市场比外部资本更重要。在所研究的时期中，中国和日本一直是大型外部净债权国，韩国面临外债挑战，但这些挑战的范围和持续时间有限。主要问题不是外国债权人的可及性，而是如何有效利用国内资本，这通常被称为杠杆。
国内信贷包括公司债务、政府债务和居民债务，将这三者汇总，即可衡量资本的宏观回报，即每一单位的增长需要发放多少信贷。战后初期数据不准确，但随后又有所改善，并且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经济状况下，数据的编制方法大致相同（图4和5）。
在这三个国家的改革时期，企业借贷占主导地位，政府和家庭信贷在接近尾声时出现增长。中国一开始表现为有更多的企业债务，这可能是国有企业承担政府债务的会计结果。从数据来看，从改革后2年到改革后29年，韩国每单位GDP的信贷总额要比中国的增长快得多，然而，随着中国的借贷急剧上升，结果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尽管韩国的债务在改革38年（2000年）后达到峰值，但仍未达到中国的水平（2017年）。
中国最初的情况要比日本要好。尽管起步尚不清楚，但两者在改革后20年基本上是可比的，到改革后29年为止，日本的信贷状况比中国恶化得更多，而孤立地看，在改革后38年日本的信用状况相当差。尽管如此，从2008年到2017年，中国隐性资本回报率的恶化要比日本在1975-84年间的更加严重——当然，此后不久，日本进入了近30年的增长停滞。
因为广义的货币供应量（M2）并不直接代表信贷，但是M2和信贷很难长期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因此，图6用于检查信贷结果的稳健性，尤其是长期趋势。结果相似，中国的起点和终点最高，而韩国的起点和终点最低。
更激烈的货币化对日本经济没有帮助，而韩国信贷的进一步增长也是在其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似乎已经过早地加杠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