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出于蓝】

不过，当时中共设置政委始自1928年6月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周恩来在军事报告中提出：“红军绝对取消党代表，党代表是从国民党产生的，在苏联只有政治委员，由苏维埃政府派”。红军遂弃用此前仍习用叫党代表的国民党习惯。

此后，红军中连一级设指导员，营一级为教导员，团及以上级别为政委。虽然中共军队与苏联红军在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上同样看重，并在政委这个名目上完全相同（苏军连排级为指导员，营级以上就称政委），但实际地位和功能上却有相当大的区别。

1919年1月俄共(布)颁布的《对红军党支部的训令》，对党支部的定位是“政治委员和指挥员在巩固高度军纪，提高部队战斗能力方面的忠实助手”，党组织书记的任命需要政委批准。”

它使得苏联红军部队的实际领导和指挥权集中在政委手中，而且政委还凌驾于同级党组织之上，这使得苏联红军政委很大程度上带有强烈的监军性质（即使是二战期间政委军衔低于同级军事主官）。政委权力过大，反而埋下了其地位几经起落最终被取消的伏笔。

俄国内战结束后，随着基层军队人员军事素质的提高，不受信任的沙俄旧军官被逐步淘汰，1925年3月，红军中逐步推行军事主官负责的一长制，监军性质的政委被取消，只设置协助军事指挥员的政治副职。

但内战中崛起的杰出将官的权威让斯大林感到不安，1937年斯大林发动“大清洗”，在几乎整个消灭了红军中高级将领时，苏军党组织也遭遇重大损失，有的党组因为已经没有党员而被迫取消，为加强军队控制，政委被恢复。

但1939年11月苏联入侵芬兰的战争，暴露出苏军指挥混乱训练不足的严重问题，1940年8月，苏军取消了政委。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为解决军队纪律涣散军心不稳问题，政委又重新登场，他们以严厉手段稳定了军心，但严重的瞎指挥却使苏军初期蒙受了难以想象的惨重损失，例如克里木方面军政委麦赫利斯强调“进攻精神”，于是部队前沿阵地距德军阵地距离由300米—100米变成了50米，导致部队在敌军炮火下无处藏身。1942年10月，政委再次取消。

而中共原为苏联建立的共产国际下的一个分支，长期未形成稳定的核心领袖，使得中共很难像苏共一样出现对政委的朝令夕改的长官意志，而漫长的战争，也使其有机会在军队内部逐渐形成一套更合理的政委功能建构。

中共军队中，政委与军事主官是均受党组织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军政首长虽然都是一把手，但必须服从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它的专业分工远不像苏式双首长制那么明确，同一个人往往有过既当过军事主官又当过政委的经历。它彻底改变了苏军政委的监军性质，实际上是“去（苏式）政委”化的政委。

中共军队最终形成党组织集体领导制而非苏式的政委凌驾党组织的架构，或许还与毛最终在党内地位的确立有关，1937年2月中共批判张国焘错误时，利用总政委身份对抗中央就是他的主要罪名之一。

1937年5月，中央苏区党代表会议决定: “在军师及独立行动之单位组织军政委员会，这是党的组织，他指导军队的全部政治和军事工作，并向党中央负责。”军政主官之间能够相互节制，军权牢牢依附于党权，不能不说是政委制度一次不易觉察但又至关重要的革命。

中共式的双首长制当然会带来政委与主官不和的问题，譬如著名的黄金搭档“刘邓”，挺进大别山后，矛盾严重到最后甚至“不一起吃饭”的程度，但这种不和的好处是，仲裁权最后容易集中到更高一级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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