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选举产生的欧盟官僚vs.人民
欧盟无力防御欧洲，这是个坏消息；不过，比这更糟的是，它压根就无意为欧洲布防。在布达佩斯、华沙、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译注：斯洛伐克首都），我们终结了外国人阑入欧盟——如入无人之境——的混乱局面，结果却发现，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蒙欧盟的理解。所以，我们又怎能指望它发自本能地捍卫我们自身、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土地？显然，这应该是它的本职工作。
我们是在2015年发现了这一事实的，当时的舆论气候，一夜之间大变。早上醒来时，我们忽然意识到欧洲出现了一种“欢迎文化”，要求我们改变以往的规则、协议，兑现对难民的承诺。欧洲的领袖们一再强调我们必须提供援助。欧盟最高领导以团结的名义，要求我们开放自己的家园。
即使我们不愿这样做，别人也不能指责我们麻木不仁。因为我们深知援助的第一原则：如果在欧洲帮助他们，他们便会蜂拥而至；相反，如果我们在他们的母国帮助他们，他们便会留在自己的家园。
欧盟看不清这一事实，反而鼓励世界上某些最贫困、最混乱地区的居民前往欧洲，拿他们熟悉的生活做赌注换取更好的生活。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深信，在布鲁塞尔及一些欧洲国家的首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正在对抗多数欧洲人，后者仍然怀有爱国精神和常识。实际上，据我所知，欧洲的主要政治家完全意识到这一鸿沟的存在。如果确实如此的话，这意味着欧洲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欧洲外部，而恰恰在欧洲的内部。对于欧洲的未来，最大的威胁不在于那些试图迁居欧洲的移民，而是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他们罔顾欧洲人民的意愿，正在执意改造欧洲。
确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欧盟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分化为两大阵营：统一主义者（unionists）和主权主义者（sovereignists）。前者倡导欧洲合众国，支持强制摊派移民配额，而后者则希望保留一个由众多自由的主权国家组成的欧洲，反对任何形式的摊派配额。这就是为什么强制摊派移民配额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因为它本身不只是一个重要议题，而且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象征了所有不受欧洲国家欢迎的、破坏性事物。我们决不允许欧盟凌驾于法律之上。我们也决不允许欧盟将自己政策的不良后果转嫁到那些守法公民——他们遵守欧盟的每一项条约和法规——身上。
不过，匈牙利显然遭到了（欧盟的）惩罚。欧洲诸机构的内外部批评者，指责匈牙利悖离了欧洲的政治——包括我们对基督教根基的宪法性声明、我国的人口政策以及我们团结国家的努力。不过，在未来的数年，其他欧洲国家可能会效仿匈牙利的做法，没有人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
当今欧洲所发生的一切，确实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比如发生在柏林基督教市场的屠杀；发生在法国的恐怖袭击；数以千计的移民从贝尔格莱德（译注：塞尔维亚首都）前往匈牙利；英国脱欧；此外还有唐纳德·川普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一切都预示着一个前途未卜的未来。
问题的表症是非法移民、恐怖主义和不确定性。但是，根源在什么地方？
不久之前，德国、法国、英国以及比利时的年轻人被告知，倘若他们完成学业，守法，尊敬父母，勤恳工作，其生活水平不难超过父辈。这也是欧洲梦——欧盟所试图实现的——预示的前景。对1945～1990年间的匈牙利而言，这种前景并不存在，至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但是对欧盟或美国的公民而言，这是常例或者说老生常谈。
现在，如果你再向欧洲的年轻人许诺同样的事物，轻则被当作“耳旁风”，不过，更多的情况下会成为笑柄。
欧洲的领袖们同样丧失了斗志。实际上，以上表症和欧洲精英的危机息息相关。过去五、六十年，西欧的中右派（基督教民主党）和中左派轮流执政。不过，他们的政纲已经日益趋同。欧洲的领袖们似乎出自同一批精英，有着同样的思维，毕业于同样的学校，就职于同样的机构，执行同样的政策。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今天。现在，经济危机已经变成了精英的危机。
尤其重要的是，精英危机——由经济危机发酵而来——已经日益演变成民主本身的危机。现在，相当数量的欧洲人与传统精英的想法大相径庭。这便是当今欧洲不安、焦虑、紧张——每一次恐怖袭击，每一次暴行乃至难以遏制的移民潮加剧了这种局势——的根源。我们变得愈发忧虑，因为我们意识到今天所发生在尼斯、慕尼黑或柏林的恐怖袭击，明天很有可能发生在欧洲的其它角落。
这种不确定性和恐惧感正是当下欧洲人的写照，让我们备受煎熬。恐惧使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民族、家庭和经济参与者——犹如蜷缩的刺猬，完全陷入被动。生活在恐惧中的人完不成大业，只会退缩防御。这种态度实在无助于欧洲维持其主导地位。
川普登场
川普总统目前还没有机会大展身手。我们希望他能交上好运。尽管对国际政治的角斗缺少经验，不过近来他已经提出三项遏制恐怖主义的建议，并且采取了现实主义和解决问题的态度。他说，当务之急是，美国必须组建世界上最好的情报机关，这是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我对此表示同意。在欧洲，我们也应该如此行事，确保我们国家级别的情报机关保持世界一流的水准，这是我们保障我们安全的关键所在。
他的第二项命令是放弃输出民主的政策。这一点，我也同意。为什么非洲移民穿越地中海投奔欧洲？因为在于欧洲人（以及后来的西方世界在联合国的名义下）摧毁了利比亚政权。诚然，它是一个反民主的政权，但至少它成功地维持了边防。我们协助摧毁了利比亚政权，但是却无力建立一个稳定利比亚全局的政府。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如果我们继续执行类似输出民主的政策，我们将进一步加剧地区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移民潮将永无止境。
川普的第三点建议是：加强边防的必要性。欧洲大陆面临的最大压力将会来自非洲。目前移民压力来自叙利亚、利比亚，不过利比亚以南的非洲国家将会带来更持久的压力。让我列举一些数据，到2050年，埃及的人口将会从九千万增长到一亿三千八百万；尼日利亚的人口将会从一亿八千六百万增长到三亿九千万；乌干达的人口将从三千八百万增长到九千三百万；埃塞俄比亚的人口将从一亿二百万增长到两亿两千八百万。根据目前的人口趋势预测未来固然大有问题，不过我们只能依照现有知识未雨绸缪。
川普的建议至少承认了这些威胁，并且提出了应对方案。欧洲面对这些威胁，却没有作出现实性的回应；相反，它的政策重点却在系统阐述不切实际的“欧洲方案”。
在欧盟没有解决方案的情况下，进一步抑制（欧盟）各国的主权将会带来巨大危险。布鲁塞尔无力应对威胁，所以我们只能以个别的、主权国家的方式自卫。所以，对任何旨在将权力从民族国家转移到欧盟的政治举措和建议，我们务必要三思而行。
数十年来，针对欧洲的问题，最常见的一种答案就是“更加欧洲化”（more Europe）。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在许多领域，我们确实需要更加欧洲化，但是在许多领域，我们需要更少的欧洲化。在一些欧洲层次的问题上——比如安全和防务——采取共同行动，我们需要更加欧洲化，这有助于成员国达成目标。但是，在其它问题上，我们则需要更少的欧洲化，比如减少繁文缛节、减轻管制，允许各成员国以竞争的方式实现繁荣。
欧洲人，不论是作为整体人民还是作为各民族，可以实现许多“欧盟”完不成的目标。如果承认这一事实，并且允许成员国“各行其是”，欧盟会发现许多问题将会神奇地消失。
译/万吉庆 来源：保守主义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