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欧洲的应对思路及与美博弈能力
如前所述，金融安全是一个整体的、全盘的和战略性的问题，不能仅从技术角度来考虑，也不能只从技术层面来应对。欧元区为提升应对能力、化解金融风险，也从宏观层面出台了多项战略性举措，其中有些是针对自己的问题，有些是为了抵御美国转嫁风险。通过对欧洲应对措施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欧元区维系金融安全的整体思路以及对来自美国的风险的认知和应对能力。欧洲采取的重大举措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弥补欧元区机制缺陷 避免系统性风险
危机后，各界都对欧元区的机制缺陷进行了深刻反思。完善单一货币区的机制建设成为欧洲应对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是说是最关键部分。
其一，建立应对危机的应急机制。
２０１０ 年６ 月，欧元区成立了欧洲金融稳定机构（ＥＦＳＦ），目的是为无力从市场融资的成员国政府提供紧急援助。这是一个危机催生的临时性机构，其主要职能被２０１２ 年成立的永久性机构欧洲稳定机制（ＥＳＭ）所取代。ＥＳＭ 和ＥＦＳＦ 从法律上看是两套独立的机构，但在实际运转过程中，人员和办公地点共享。这两个机制的贷款额度总计达７ ０００ 亿欧元，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间共向欧元区５ 个国家（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塞浦路斯）提供了２ ５４５ 亿欧元的救助贷款，及时和有效地缓解了债务国的融资困境，被喻为防止危机扩散的“防火墙”，为维系欧元区完整立下“汗马功劳”，也向外界展示了“危机让欧洲团结得更紧密”。
其二，创建银行业联盟。
欧盟委员会认为，要防止银行业危机的扩散效应、维系金融体系稳定，金融管理框架的实质性改革必不可少。在欧委会推动下，２０１２ 年欧元区各国政府同意筹建银行业联盟。２０１４ 年４ 月，银行业联盟建设框架获得欧洲议会通过，主要内容是“三大支柱”：第一个支柱是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ＳＳＭ），由欧洲央行担负对欧元区大银行（约１３０ 家）进行监管的职能，其余小银行仍由各成员国负责监管，两个层面的机制相互配合，共同确保银行业遵守相关规定；第二个支柱是单一清算机制（ＳＲＭ），其职能是对破产银行进行有序清算，避免风险扩散，并为此建立规模为５５０ 亿欧元的“单一清算基金”；第三个支柱是共同存款保险机制（ＥＤＩＳ），确保欧元区１０ 万欧元以下的存款受到保护，以增强居民对金融稳定的信心。
其三，规划经济与货币联盟未来蓝图。
在取得上述进展的情况下，欧洲还对机制建设进行评估，认为目前的改进仍不足以保障货币区稳定运转，还需采取诸多措施。２０１５ 年６ 月２２ 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和欧元集团主席杰伦·戴塞尔布卢姆联名发表了《完善欧洲经济与货币同盟》的报告（又称“五主席报告”），提出欧元区应在２０２５ 年前通过“四步走”的方式完善经济与货币联盟：一是深化经济联盟，促进成员国经济趋同和共同繁荣；二是建立金融联盟，确保金融稳定和风险共担；三是建立财政联盟，强化各国财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四是迈向政治联盟，强化欧盟和欧元区机构的职能和合法性。
（二）执行严格的紧缩政策 力求提升经济竞争力
进入２１ 世纪以来，欧洲经济一直缺乏活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福利体制的拖累，改革势在必行，但阻力巨大。尤其是政治家考虑到“谁改革、谁下台”的结果，执政期间普遍推延改革。金融危机以及债务危机爆发后，福利体制改革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各国政府也不得已采取了大力度的改革措施。从表１ 中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后，尽管各国经济没有强劲复苏，但紧缩政策的力度却非常大，各国财政赤字水平明显缩小。不止是在希腊、葡萄牙等债务国，在经济大国法国和德国，也都进行了大力度的紧缩政策。２０１４ 年１２ 月，时任法国经济部长马克龙提出《支持经济活动、经济增长与机会平等法》（也称马克龙法案），其中包括一系列盘活经济的措施：如劳动法庭实现流线化运作和简化企业裁员流程，以激活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允许旅游区的商铺在星期天营业，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制定本地区商业规划的权力，以刺激商业活动。２０１５ 年７ 月，法国总理瓦尔斯正式签署了该法案。意大利也于２０１５ 年３ 月通过了劳动法改革相关措施，减少了对正式合同的保护，企业解雇和雇佣正式合同工成本更低。意大利还计划修改宪法，通过减少议员人数、提高立法效率等措施来为进一步的改革铺路。遗憾的是，在２０１６ 年１２ 月４ 日的公投中未能通过，总理仑齐也因此辞职。但不论如何，这都显示出欧洲国家的改革意志和方向。
（三）欧洲央行政策弹性增加 更多承担“最后贷款人角色”
欧洲央行自成立后，一直致力于坚持物价稳定的优先目标。统计数字显示，欧元区成立以来，平均通胀率水平确实维持在２％左右的水平，可以说欧洲央行的“首要目标”基本实现。但由于欧洲央行货币政策过于强调“物价稳定”，忽视了其他经济指标，２０１１ 年还两次加息，一定程度导致了债务危机恶化和经济下滑。２０１２ 年德拉吉就任行长后，对该行政策做出了明显调整，公开表示“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欧元”，并出台了系列政策，收到了积极效果。在常规货币政策方面，欧洲央行自２０１２ 年起每年至少降息一次，基准利率从２０１２ 年６ 月前的０. ７５，降至２０１６ 年３ 月后的零，达到历史最低点，隔夜存款利率也达到了负值（－０. ４）。在非常规货币政策上，２０１５ 年１ 月，欧洲央行正式启动欧版“量宽”，从２０１５ 年３ 月起每月购买６００ 亿欧元的国债和机构债，２０１５ 年１２ 月，宣布“量宽”期限延长至２０１７ 年３ 月，２０１６ 年１２ 月又决定延长至２０１７ 年１２ 月。“量宽”政策效果明显，执行后欧洲国家国债收益率大幅走低，欧元贬值也促进了出口，有利缓解了欧元区的经济困境。
（四）规范评级市场 应对美国评级霸权
为了规范国际评级市场，应对美国评级霸权，欧洲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其一，对美国评级公司展开调查。２０１１ 年１ 月，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ＥＳＭＡ）正式成立，这是保证欧洲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机构，其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监督评级机构。２０１３ 年１２ 月，该机构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评级机构在进行主权信用评级时的程序存在“缺陷”，包括：机密信息处理方式不当，如在评级变动发布之前市场就已出现相关传言；评级机构与被评级企业之间存在利益关系，如评级机构从评级对象处收取佣金；评级机构使用资历不够的职员等。
其二，颁布评级机构监管新规定。
２０１３ 年１ 月，欧洲议会全票通过了欧盟针对信用评级机构的新法规，并于当年６ 月生效。新规定要求：评级机构就何时发布欧盟成员国主权信用评级制订时间表，每年不得超过３ 次，以避免引发市场混乱；评级机构只能在欧洲股市、债市等交易结束或者当天交易开始前一小时发布评级信息；评级机构需告知投资者和欧盟成员国特定评级的事实和假设，以便市场更好地了解该国主权债务情况；为确保评级机构的独立性，禁止投资者同时拥有多家评级机构股份，禁止评级机构对其重要股东的公司所发行的债券进行评级。
从上述政策的效果来看，欧洲采取的措施对于维系欧洲金融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债务危机扩散的势头被逐渐遏制，欧元区解体风险暂时消除，各国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从政策内容来看，欧洲的应对重点是“自我修复”，也就是弥补自身的不足，如弥补单一货币区的机制缺陷、执行严格的紧缩政策、调整欧洲央行的政策弹性，针对美国这一外部因素的只有挑战评级霸权这一项。
这显示出：面对美国的转嫁风险，欧元区的“对抗”能力有限。主要原因有：一是欧元区毕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与美国相对抗的“国家意志”，也无法形成明确的与美国抗衡的宏观战略；二是欧元区总体实力尚无法与美国相比，尤其是金融实力方面，没有类似美国的评级公司、金融机构、舆论媒体等战略资源；三是欧洲国家在安全上无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不愿因为货币问题导致与美国的政治对抗，进而危及自身的安全保障。
欧元诞生后，在美国与欧洲的博弈和对抗中，欧洲一直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金融危机后，面对美国为维系美元霸权而给欧洲金融安全带来的挑战，欧洲的应对措施和能力还较为有限，这一点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很难扭转。这意味着美元霸权的存在以及潜在的再次向欧洲转移风险，仍将是影响欧洲金融安全的外部因素。
作者：刘明礼，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来源：《国际安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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