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5月12日，英国警察突然搜查了苏联驻英商务大楼、英苏贸易公司，指控苏联商业人员从事间谍活动，英苏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5月23日英国内阁会议批准了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当天就向苏联驻英国代办递交了照会。而美国政府则公开发表声明称赞、支持英国政府的决定，5月30日美国驻法国大使赫里克还在巴黎公墓发表演说，呼吁资本主义各国政府联手对苏联进行“十字军远征”。
在上述国际环境下，1927年6月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作出决议：领事及签发密码电报的人员必须承担如下责任：绝对禁止拍发用真名署名并由官方人员和机构收取的特殊电报。真实签名及负责人的地址和姓名均应用化名代替。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先后发生了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大小小的反动军阀在全国各地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挥起了屠刀，中外反动势力也日益紧密地勾结到一起联手反共反苏。在这样的背景下，莫斯科自然要禁止在华苏联顾问直接参与中共发动的南昌暴动。
此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莫斯科都将中国国民党看作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并且对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和援助，可是蒋、汪等人相继叛变革命，无疑给莫斯科抽了一记耳光。但即便如此，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布留赫尔等人对唐生智、张发奎等仍旧抱有幻想。而苏共领导人斯大林本人，即使是在蒋介石、汪精卫等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时期，也仍然对“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跟国民党结盟”抱持幻想。几份解密档案文件证实了这一点，比如，在1927年8月8日发送给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的一封密电中，斯大林叮嘱他们“如果不能争得国民党，而革命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着手建立苏维埃”；在8月12日的另一封密电中，斯大林要求他们“尽一切努力使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只有当重建革命国民党的尝试明显无望和明显失败，而随着这种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走上建立苏维埃的道路”；在8月13日发送给他们的又一封密电中，斯大林强调“我们认为跟国民党结盟必须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如果国民党革命化在实践上毫无指望，同时出现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潮，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建立苏维埃”。这些解密档案文件表明，即便是在大革命失败已经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斯大林本人仍对国民党抱持幻想。这是莫斯科禁止在华苏联顾问参与南昌暴动的第二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便是莫斯科长期以来对中共存有轻视态度，对南昌暴动能否成功存有疑虑、缺乏信心。
【唯一的例外：苏联军事顾问М.Ф.库马宁】
但严禁苏联顾问参与南昌暴动的命令在传达过程中出现了失误，有一位苏联军事顾问因未及时收到命令而直接参与了暴动，他就是担任贺龙的第二十军军事顾问的М.Ф.库马宁。
库马宁，生于1897年，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俄国内战争，1926年秋天抵达广州，担任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为了在华工作方便取了个中文名“纪功”。根据曾担任过布留赫尔的参谋长的А.В.勃拉戈达托夫将军后来回忆，库马宁是从1926年起担任李宗仁的军事顾问的，当时，“国民革命军分成了三路大军，即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中路军……包括两个方面军：江右军（南京方面军）和江左军（安庆方面军）……江左军也由三个纵队组成（第七军、第十军和第十五军），由李宗仁将军指挥，顾问是М.Ф.库马宁。”（А.В.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年）》，三联书店1982年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库马宁随同效力于武汉国民政府的贺龙部继续北伐至河南前线。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库马宁参与了南昌暴动呢？1927年9月14日，戈列夫在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侦察局的会议上回忆说：“（7月）27日在汉口接到电报……指示中说，我们不应与整个这件事发生任何关系，而个别同志应当从事这项工作。”莫非库马宁就是此处所说的“个别同志”？可是，根据上文引述的解密档案文件——1927年7月25日和29日莫斯科发送给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的密电以及一系列苏联军事顾问的回忆材料来看，莫斯科是严禁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南昌暴动的，因此，戈列夫此处所说的“个别同志应当从事这项工作”，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上文曾介绍过的曾担任叶挺将军军事顾问的Е.В.捷斯连科后来在《回忆叶挺》一文中的叙述给我们提供了答案：“起义前夕，驻南昌部队中留有两名苏联顾问：一位是本文作者（即捷斯连科本人——作者注），在叶挺第二十四独立师；另一位是М.Ф.库马宁，在贺龙部第二十军。鉴于政治形势的复杂化，В.К.布留赫尔发密电将我们召回，命令我们立即回国。我是在起义前五天于德安收到这份电报的。驻南昌郊区的М.Ф.库马宁没有收到电报，所以参加了后来发生的事件。”（《在中国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1925—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因此，库马宁参与南昌起义纯属没有及时收到指示而造成的意外。
根据原定计划，参与起义的各部队于8月3日开始撤离南昌，准备到广东去建立革命根据地。起义军在撤退途中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库马宁不幸被俘获。А.В.勃拉戈达托夫后来回忆说，库马宁在狱中受监禁一年之后才获释返回苏联。而В.В.维什尼亚科娃_阿基莫娃在其《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苏联驻华顾问团译员的回忆》一书中则回忆说：“起义失败后，他被投入监狱，八个月后才获释。”返回苏联后，库马宁曾用文字记述了他参加南昌起义的经过，后被收入1961年在莫斯科出版的《苏联志愿人员谈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一书。
【如何评价南昌起义中的苏联因素】
通过上文的分析，对于南昌起义中的苏联因素可以作出以下几点评价：
首先，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这种独立，不仅是相对于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关系而言的独立，而且是相对于中共与共产国际及莫斯科的相互关系而言的独立。除了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等人参加过几次策动会议，以及军事顾问库马宁因为偶然因素参加了起义之外，中共发动的南昌起义一没有获得过莫斯科的经费支持，二没有得到过苏联的军火援助，三没有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所以说，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不过，这仅仅只是开始，在后来的跟共产国际及莫斯科的关系发展过程中，中共始终在为这种独立自主而不懈奋斗。
其次，莫斯科之所以给中共发来一封意见“非常全面”的回电，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谨慎从事的审慎心理这一因素使然，然而更多的则是从其自身国家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结果。莫斯科之所以给中共发送如此内容的密电，还因为它仍然在轻视中共，对国民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三，莫斯科在1927年7月25日密电中指示，如果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而殊不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之所以惨遭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干预和影响下，中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忽视了对武装力量的掌握和军事工作的领导。然而，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白色恐怖时期，莫斯科却仍然坚持“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以换取跟张发奎等人的貌合神离，这说明此时苏联领导人仍然没有正确，至少是没有完全正确地总结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及其指导方针所存在的严重错误。
第四，正因为没有正确地总结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所以在后来对中国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上，莫斯科又不断地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当南昌起义最终失败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将失败的根源推到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头上：“总之——前敌的指导，在政治上及策略上并未能真正代表工农”，指责前敌委员会将八一革命“变成仅仅是投机的行动。这是一切错误的总错误”（《南昌起义（资料选辑）》），并给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而对共产国际和莫斯科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以及他本人的种种错误则采取回避态度。
（作者系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
作者：徐元宫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