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专家以及政府主事者，无论如何收集信息，也不可能完全掌握一个地方的全部信息以及未来的全部可能。与企业家一样，当需要判断的事项太多或过细时，政府主事者受其知识及其判断能力的限制，其决策也可能犯错。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分配规划权，以充分利用社会中分散的知识，吸纳那些对资源的空间利用具有判断力的企业家及其他人才，参与到城市规划中。蛟龙工业港的规划，正是将规划权从政府手中让渡到企业家手中。
蛟龙工业港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获得了自主规划权。在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如何分布厂房、住宅、学校、道路才能最大程度的提高土地的整体租值，本身就要求蛟龙公司具有一定的规划权。产业升级和人口聚集带来的市场租值的变动，也要求不断调整规划。双流县政府在与蛟龙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中，附于了蛟龙工业港自主规划权，协议约定“3平方公里的双流蛟龙工业港总体规划应与双流县总体规划相符。由蛟龙工业港自行规划修建，并报经县政府有关部门审核备案”。蛟龙工业港的主要干道、地块的划分、土地用途、配套设施等，都由蛟龙工业港自行规划，并在双流政府备案。在规划变动，需要调整用地性质时，蛟龙公司与双流政府协商，办理农转用手续，在双流县的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规划上做出相应的调整。
双流县政府将规划权让渡给蛟龙公司，使黄玉蛟能利用自己前瞻性眼光，规划与提前布局蛟龙港的发展。早在六七年前，黄玉蛟就看到了产业升级的前景，在2010年修建的紫金电影院是双流县首家五星级影院，排名居于太平洋院线的前五名，其后双流县才出现了五家同类电影院；建造的购物中心并不在双流县城区，但通过海洋馆、真冰场等娱乐设施与购物相结合，吸引了成都的游客来购物休闲，单日客流量最高突破20万人次，有60%的顾客来自成都市；建在购物中心内的海洋馆也是成都乃至全国的首创，成为成都市民休闲旅游的一个新景点。产业升级、立体城市等发展战略，都反映了黄玉蛟本人的前瞻力。如果蛟龙公司没有规划权，依然依赖于双流县政府领导或其聘请的专家来制定规划，这里恐怕仍然是一片落后的农村，或像国有园区一样土地利用效率地下、人气稀疏。没有规划权，黄玉蛟的前瞻判断才能难以得到发挥，蛟龙工业港的产业升级和城市化也不会这么快。
另一方面，蛟龙工业港的产业升级，也是对市场相对价格变化的反应。蛟龙工业港聚集了10万人口，而双流县新城区的发展趋势也是与蛟龙相连，人口聚集本身就要求修建娱乐、购物等设施。
蛟龙工业港的产业升级，是黄玉蛟作为企业家的前瞻力与市场变化相结合的结果。而能发挥企业家才能与市场力量的制度基础，是双流县政府对规划权的让渡。双流政府通过规划留白，让蛟龙公司自行规划，再规划完成后再补在双流县的规划上。规划权的让渡，使黄玉蛟可以按照其判断力和市场需要制定发展战略，提前布局，从而使蛟龙港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快速的升级发展。
（五）税收分成
本节要回答的问题是，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激励民营城市的发展？
中国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进行的激烈竞争，被不少学者认为是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张五常认为，以县级政府为主体出让与分配土地，并与上层政府和投资者进行的增值税税收分成，是激励地方政府竞争的有效制度安排。陶然等也认为财政安排是理解地方政府行为应考虑的主要原因，但认为“竞次”式（Race to the Bottom）的地方竞争会导致要素价格扭曲、资源使用效率低、征地矛盾突出、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周黎安则认为地方官员谋求晋升而追求GDP等经济发展绩效的政治锦标赛是理解地方政府竞争的关键。作为自主经营的民营工业园区，双流县政府与蛟龙工业港的合约安排，使我们有机会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地方发展模式。
双流县政府是通过签订合约的方式赋予蛟龙公司权利与激励的。双流县政府与蛟龙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其主要内容包括（1）设定了蛟龙公司的投资额度、引进的企业数量、园区的税收总额，以及GDP数量等目标；（2）约定了蛟龙公司的基础设施投资；（3）授予了蛟龙自行规划权；（4）约定了税收分成的优惠政策；（5）政府的义务。我们分别看这些条款的具体内容：
（1） 投资规模及建设目标
协议约定，蛟龙集团需在开发区范围内分三期投资10亿元，规划面积3平方公里，引进企业400家以上，建成后两税预计达到3亿元以上，GDP预计达到60亿元以上。且蛟龙公司引入开发区的企业，其工商、税务关系登记注册在双流。
（2）基础设施建设
协议约定，蛟龙公司自建污水处理厂一座，日供水6000吨水厂一座，日供电10000kvA开关站一座；由蛟龙公司自行设计，出资修建道路30米宽（含道路两侧绿化）下水管网；自建10kv开关站，开关站所有供电系统由蛟龙投资并在园区内采用地下埋设电缆网；因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风险大、回报小”，所以蛟龙所建标准厂房、办公、生活用房（五楼以下，包括五楼）等建筑均由其（有相关资质的）自行设计、制图、修建。
（3）授予蛟龙规划权
协议约定，蛟龙工业港总体规划应与双流县总体规划相符。由蛟龙工业港自行规划修建，并报经县政府相关部门审核备案。
（4）税收分成
双流政府以扶持奖励政策的方式，将对蛟龙“承诺的每平方米实现税收100元，每年按地方实得（指扣除乙方区内企业已享受优惠奖励扶持政策后的地方实得部分）的25%财政扶持给乙方发展；达到每平方米税收80元的，按20%财政扶持给乙方发展”。
（5）政府的义务
双流政府成立工业港领导小组，负责向工业港提供优质服务及相关优惠政策；协助企业搞好周边关系及治安、环保、工商、税务等部门关系。
《投资协议》清楚的展示了县级政府与开发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激励机制。蛟龙工业港要完成投资与发展目标、自建基础设施，但相应的获得规划权、政府的税收分成，以及政府协调服务。在实际的合约履行中，蛟龙工业港早已完成税收任务，并超额建设了基础设施，获得的规划权与税收分成，成为支持发展的重要因素。
自主规划权已经在前文中有所讨论，这里将主要讨论税收分成的合约安排。双流政府的创新，是以扶持奖励政策的方式，在蛟龙工业港达到承诺的两税目标3亿元后，政府将其税收实得的25%给蛟龙作为奖励。这使税收分成成为蛟龙公司开发土地所得的第二个主要收入来源，也激励了蛟龙公司在选择企业时更注重其税收贡献。
双流政府与蛟龙公司的合约，让我们从不同角度，思考学者对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发展模式的讨论。首先，蛟龙公司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招商引资、提供服务的激励显然不是为了在政治上获得晋升。黄玉蛟不会因为蛟龙工业港超额完成GDP而获得行政权力。可见，官员的政治晋升激励不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必要因素。其次，蛟龙公司以租地的方式为企业提供较低的用地成本，但并没有扭曲土地要素的价格。政府的传统招商引资模式，一方面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地，另一方面为促进招商引资，以低价协议出让工业用地的方式补贴企业。蛟龙公司一方面采用租地而非征地的方式获得土地，每年向农民支付租金，而另一方面则将土地租给园区内的企业。蛟龙公司通过市场合约的方式获取并转让土地的使用权，没有扭曲要素价格。相反，合约双方要随行就市提高租金，这促使蛟龙升级产业、建立立体城市。第三，税收分成为蛟龙公司提供了经济激励，但并不是蛟龙盈利的全部。蛟龙公司本身从工厂、写字楼、公寓楼等租赁合约中获得的租金收益，作为其利润的重要来源，也会激励蛟龙公司提供基础设施、积极招商引资。
税收分成对蛟龙公司的激励直接体现在与承租企业的合约上。蛟龙公司与工厂签订的合同中约定，如果企业未达到一定的税收标准，企业需要补交一定的使用费：“企业每年两税总计应达到15万元/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标准，若未达到以上收税标准，则乙方自愿同意甲方在原工厂使用费的基础上，按每月每平方米3元增收乙方一年的使用费”。
蛟龙公司在与租赁写字楼的企业签订的协议中，进一步约定了50%的税收分成，“每100㎡建筑面积单年完税超过10万元人民币的，即可享受税收奖励政策，即甲方对乙方单年完税超过10万元人民币/100㎡建筑面积的税收部分，按照县级留存部分的50%给予乙方奖励”。
对达到税收标准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蛟龙公司还会为其在蛟龙港五星学校就读代交学费（民办中小学，学费每学期约2000-3000元）。这些条件包括：
“一、入驻蛟龙港的企业，凡在园区年上交税收达到50万元以上的，每50万元解决1名企业在职职工的子女入学，享受蛟龙管委会的入学优惠政策，依次类推。
……
三、在蛟龙港从事第三产业的个体工商户，在港年上交税收在5万元以上的，每5万元解决1名个体工商户的子女入学，享受蛟龙管委会的入学优惠政策，依次类推。”
上述合约条款以及达到税收标准的优惠政策，清楚地表明获得政府的税收分成是蛟龙公司招商引资与建设配套设施的重要原因。写字楼的税收分成合约，更是侧面验证了张五常所述的经济制度中，地方政府上下级之间，以及政府与企业间形成的层层分成合约。然而，与张五常的地方竞争机制不同，双流县政府与蛟龙公司的分成率并非由税制界定（在税制安排中，县政府获得增值税的25%），而无论是双流政府还是蛟龙公司，都没有通过低价出让工业用地的方式与企业分成。也即，税收分成是理解地方发展经济、招商引资的重要一环，但分成合约的形式却可以是多样的。地方政府采取的低工业地价补贴，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面对制度约束采取的合约选择。然而，如果是通过市场合约的形式，由企业来主导城市化，是可以采用与入住企业约定税收分成，或免费提供配套设施，如企业子女入学优惠政策等多种形式的分成合约。
双流政府税收分成合约的另一个特点，是只规定了两税（国税与地税）总额，而没有根据不同税种制定不同的分成安排。税收总额包括了从事服务业的个体工商户交纳的营业税，这使蛟龙公司在发展园区时会兼顾个体工商户的部分利益。蛟龙公司在决策时，只需考虑4平方公里土地上总租值的极大化，从而会考虑多方利益，并适时促进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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