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的问题究竟出在哪？我试着总结了几条。第一，隋炀帝在大业八年正月（612年）第一次出兵时，竟然动用了前无古人的113万大军，这样规模的出兵，除了加重后勤负担之外，在军事上可谓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纵观中国历史，举凡如此大规模的出兵，往往是惨败而归，最著名的殷鉴就是苻坚征东晋时号称投鞭断流的97万大军。
第二，隋炀帝进攻高句丽打的更是一场“政治仗”，这在第一次出征尤其明显。隋炀帝在各大军队中都设立了受降使者，一旦高句丽请降，隋军就得停止进攻，而这恰恰被高句丽军队所利用，在情势不利时候多次以诈降获得喘息时机。
不过，对于这两点军事常识，曾经担任过平陈主帅的隋炀帝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唯一的解释是，无论是出兵规模，还是“受降使者”，都说明了隋炀帝征伐高句丽意在不战而胜，试图通过炫耀武力以及展示兵势压服高句丽，这一诉求甚至压倒了在军事击败高句丽。而对此，也恰恰应和了以上隋炀帝意在重建国际秩序，而不是获得领土的出兵动机。
第三，对于高句丽这样一个立国数百年的大国，试图速战速决在战略上是非常困难的。以后来唐朝消灭高句丽的历史后见之明来看，通过持久战逐步削弱高句丽国力，最后抓住高句丽内乱的时机一举大规模出兵才是明智的。
第四，隋炀帝的出兵时机更有问题。即使隋炀帝是在做一件无比正确的事，他也是在“错误的时机做了一件正确的事”。道理很简单，隋炀帝之前动用国力过猛，又是修大运河，又是修粮仓，又是四处巡游，在出征高句丽之前理应与民休息几年。同理，在首次出征受挫之后，隋炀帝次年便再度出兵，也是这个问题。
最后，攘外必先安内。隋炀帝第三次出兵高句丽之前，国内已是烽烟四起。用《说唐》的夸张形容说就是：“十八处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在此情况下，隋炀帝居然还强行出兵，直接导致了大隋王朝短命而亡。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平定高句丽在隋炀帝的自我认知中几乎排到了压倒一切的位置。
很可惜，隋炀帝输掉了这场必打之仗，更大的不幸在于，他还毁掉了一个致力于重整国际秩序的大帝国。然而，高句丽在这几场大战中也元气大伤，对此，《争霸东北亚》一书却也给了隋炀帝一个相当悲情的历史评价：中国是用一个朝代灭亡的代价，让高句丽失去了成为东北亚霸主的最好机会。
就这样，彻底解决高句丽问题，重整国际秩序的历史使命只能留给下一个王朝来解决。
前几年韩国拍过一部据说投资创纪录的历史正剧大制作——《渊盖苏文》，它满怀民族义愤地刻画了这位高句丽时代的“抗唐英雄”。这部历史剧开篇便是金戈铁马惊心动魄，在第一集中唐太宗就被渊盖苏文射瞎了左眼。
当然，这不是真的。我猜，韩国编剧应该是看多了三国的夏侯惇故事。当然，此类历史神话朝韩两国人民一向是宁可信其有的，在前年一部韩国大制作《最终兵器：弓》中，清朝太子都莫名地被烧死了，唐太宗也不过才变成独眼龙罢了。
不过，《渊盖苏文》所聚焦的历史背景倒是真实的，在隋炀帝三征高句丽（614年）的31年之后，唐太宗在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也启动了亲征高句丽之役。据说当时举国振奋，流传着“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的说法。
从大的方面而言，唐太宗此次征伐高句丽的理由和隋炀帝当年并无二致，同样是为了重建以自己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在此之前，唐太宗已于630年彻底灭掉了东突厥，大唐正无限接近成为整个东亚乃至中亚大陆的主导者，如隋炀帝当年面对的国际情势一般，“天可汗”唐太宗在东亚的唯一对手就是亦敌亦臣的高句丽，后者是不甘于放弃自己用了数百年才争夺到手的东北亚霸主地位的。
按照唐太宗出征前的说法，“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雪君父之耻耳”。隋炀帝如果听到这段话想必会非常感动，自己当年未完成的历史使命，终于有人来接着完成了。
除了李靖之外，唐太宗堪称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他带着十几万大军的御驾亲征伊始也如预期一般顺利，一连攻下高句丽在辽东的几座重镇，还涌现了一位在后世说书评话中无比出名的名将薛仁贵（《薛仁贵征东》）。但没想到的是，在一座叫“安市”的坚城之下，唐军连攻数月也未拿下，最后束手无策的唐太宗也只得宣布收兵回国。
事实上，正是唐太宗在安市城的久攻不克，才有了本文一开始《渊盖苏文》中的炫丽想象。从战术上来说，唐太宗此次亲征可谓是一次胜利，收复了数百年来被高句丽占据的辽东大半失地；但从战略上来说，这可能更接近于一次失败，唐太宗显然没有完成他出兵前的战略构想，即彻底击败高句丽，再将称臣后的高句丽纳入大唐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
看到这里，你不能不对高句丽的坚韧表示出一定的敬意。从隋文帝到隋炀帝，现在又是唐太宗，两朝三代帝王使出浑身解数，竟然都无法最终解决高句丽问题，让中原王朝的这个心腹大患不断地“留给下一代解决”。
在对待挫折的态度上，唐太宗还是拉开了隋炀帝好几个身位。亲征受挫后，唐太宗并未失去理智地连续对高句丽发动新的全面进攻，但它也并未就此偃旗息鼓，而是连续数年的向高句丽发动了中低规模的“游击战”，在局部骚扰中让高句丽疲于奔命，一点点地耗尽着国力。
但无论如何，唐太宗在驾崩之前还是未看到彻底击败高句丽的那一天，历史的重担还是传到了649年登基的唐高宗李治手中。令人唏嘘的是，唐太宗当年亲征高句丽的其中一大理由就是不想把历史包袱留给后人（“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但时至今日，这一切还是留给了李治——这个在历史上素以懦弱窝囊著称的皇帝手中。
更大的问题在于，唐高宗所面对的东亚国际形势要比英明神武的父皇当年面对的要凶险得多。正如韩昇先生在《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中分析的那样：在唐太宗时代，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和新罗还都臣属于大唐，在亲征高句丽时虽未和唐军南北夹攻，但至少也算发挥了牵制高句丽的功能；但在唐太宗征服高句丽未果之后，百济对大唐的军事实力产生了怀疑，开始逐步滑向高句丽一方，最后更是和高句丽结了盟。
也就是说，对于唐高宗而言，此时东北亚的国际形势已从“三打一”转换为“唐和新罗一方，对峙高句丽和百济”的双打模式。
从公元655年开始，百济和高句丽联军开始向新罗用兵。其战略也非常明白，趁着唐的鞭长莫及，先解决掉唐在半岛南部的盟友。对此，唐高宗显然无法坐视不理，新罗一旦完蛋，不仅安插在半岛的一个钉子没了，而且高句丽今后将再无后顾之忧地与唐争夺辽东，争夺东北亚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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