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陈平原:一代人的“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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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热爱足球,他关心科技,我对美食更有兴趣,那么,我们之间并不拥有“同一个地球”。个人如此,群体也不例外——晚清之关注富国强兵,五四之谈论被压迫民族,抗战之瞩目战争与和平,都深刻影响那个时代普通人的“国际视野”。今天也不例外,全世界230个国家和地区,你不可能面面俱到,关注这些,忽略那些,其实大有讲究,隐含着很多潜台词。上一代人激动不已的,下一代很可能毫无感觉,这背后是时势推移以及思潮变化。某种意义上,一代人“国际视野”的形成,并非自然而然,而是世界局势、国家战略与个人教养相互激荡的结果。

远的不说,就说近在眼前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俄苏及东欧文化的向往,七八十年代向欧美及日本文化致敬,九十年代小幅震荡,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更是自觉地卷入全球化浪潮。此后,中国人确实可以站在家门口,“胸怀全世界”了。即便如此,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依旧是有所发现、有所凸显,同时也有所遮蔽。

比如当下中国,谈及国际政治、文化及学术,除了专门家,一般民众还是有意无意地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尺。大学里的学术交流,自然也不例外,我曾感叹:“真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只跟‘美国的中国学’对话,也跟西欧的、中欧的、俄国的、日本的、韩国的、印度的中国学家对话。那样的话,所谓‘国际学术交流’,才能名副其实。”(《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如何与汉学家对话》,初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收入《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里有语言方面的问题,毕竟懂英文的人多,对话容易展开,好书一下子就译介进来;但这不是主要原因,关键还是心态。若真的想了解,无论哪个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学、艺术,我们都能找到合适的译者。

举个现成的例子,今日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到底有多少人真正了解非洲的地理与历史,关心其现状及未来?没有做过统计,但我知道比例很低。这么说,不是炫耀自己先知,恰恰相反,是过去一年多受到若干刺激,促使我认真反省这个问题。

去年4月10日,有幸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第四届中美文化论坛”,与我同台表演的美国历史学家,长期关注中非关系,谈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国如何援助非洲建设坦赞铁路。这条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西迄赞比亚中北部城镇卡皮里姆波希的东非交通大动脉,全长1860.5公里,1968年开始勘测设计,1970年10月正式开工,1976年7月全部建成移交,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意义重大,当年曾被广泛宣传,我辈耳熟能详。因此,关于这个话题,没有事先准备,我也能说上几句。

亚吉铁路

今年国庆期间,亚吉铁路正式通车,媒体有大量的报道。从文明古国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到亚丁湾西岸、扼红海进入印度洋要冲的吉布提,非洲这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全长752.7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更重要的是,整个项目的运作方式不再是援建,而是中方负责融资、承包建设和运营,如此互利合作,开创了中非关系的新模式。国庆节后,当我兴致勃勃地谈论这两条铁路的差异时,发现我的学生既不知情,也不关心。开始有点抱怨,后来想想,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时代变了——我有70年代援建坦赞铁路的深刻记忆,所以关心亚吉铁路从技术到运作的巨大变化;他们则没有接收这方面信息的愿望与热情,因为他们学的是中国文学。

这就说到我们的文学教育。还是在第四届“中美文化论坛”上,一位美国教授问我中国人如何讲授非洲文学。我是中文系教授,本可以此为由,完全推开。之所以愿意说几句,因我了解中文系课程的变化。作为77级大学生,我在中山大学读书时,教“外国文学”的老师受此前十几年“亚非拉人民要解放”思潮的影响,在课上介绍了好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文学作品——可惜只是人名和书名,绝大部分没有译本,更谈不上认真阅读。这与80年代以后大学生的知识贮备与阅读兴趣,明显有很大差异。

借助诺贝尔文学奖巨大的新闻效应,中国人起码关注1986年获奖的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1988年获奖的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富兹、1991年获奖的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以及2003年获奖的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除此之外,普通读者很少关心非洲文学。这怪不得他们,今天中国大学,不要说中文系不教,即便外国语学院,除相关专业,也都不怎么阅读非洲文学作品。

今年夏天,接受某欧洲学者的专访,谈及中国大学问题,我滔滔不绝;聊到欧美及日本的大学,我也能应付自由。没想到人家话锋一转,问我对非洲大学有什么看法。说实话,那一瞬间我愣住了,从没想过这方面的问题。事后恶补,方才对这拥有54个国家的非洲大陆的高等教育有大致的了解。读塔费拉与阿特巴赫的《非洲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发展前景》(《高等教育研究》2003年第2期),明白财政资源短缺、殖民主义影响、长期社会动荡以及艾滋病的严重威胁,使得非洲的高等教育相当落后,尼日利亚、苏丹、南非和埃及分别拥有45、26、21和17所大学,这已经算是其中最好的了。

即便如此,以中国的经验,我坚信学术实力不太雄厚的非洲各国大学,在其追求民族独立以及战后重建方面,肯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果不其然,近期读《非洲大学:关照现实还是追求卓越——穆罕默德•马姆达尼在上海大学的讲演》(2016年8月19日《文汇报•文汇学人》),让我大开眼界。若做历史溯源,你会读到非洲教育史上不少重要机构的名字,比如始建于公元前280年左右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公元737年建立的突尼斯的齐图纳(Ez-Zitouna)大学、公元970年创立的埃及的艾资哈尔(Al-Azhar)大学等,可实际上今日非洲各国大学,其起源大都带有殖民主义色彩,与上述古代机构关联极少。单就起步阶段模仿欧洲大学这一点而言,中国的情况与非洲很相像——所谓“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上半句是门面话,根本无法落实。我多次谈及:“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教育。……这其实正是本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所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继承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中国大学百年?》,《学人》第十三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3月)。这个大判断,得到中国学界的普遍认可。我相信,这也是非洲弟兄们创办现代大学所面临的最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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