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发展型国家”不是，也不能是计划经济，有经济发展计划不等于计划经济。事实上，“发展型国家”的全称是“基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型国家”。因此，“发展型国家”强调的是后发国家必须在市场经济的基本体系下追求经济发展，而不是计划经济。国家干预（制定经济计划或产业政策）不等于计划经济，也不等于完全依赖国有企业。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之所以不成功的核心原因正是因为他们都消灭了市场经济。

2. “发展型国家”强调国家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角色之一。特别是对于后发国家，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认定国家越少干预越好就能实现经济升级是不成立的。

3. “发展型国家”确实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但是这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是要去窒息民营经济的发展，而是要依赖、辅助、和指导民营经济的发展。因此，“发展型国家”强调国家是民营经济的“帮助之手（helping hand）”，而不是主导民营经济，甚至限制民营经济。恰恰相反，“发展型国家”的目标是让国家干预和民营经济形成合力发展。

4. “发展型国家”需要制定好的“科技和产业政策”（通常简称为“产业政策”），而且是根据国际市场和分工等等，制定产业政策，而不是闭门造车。

5. “发展型国家”需要制定好的产业政策，必须依赖一个相对独立、高效廉洁的技术官僚体系。这个官僚体系依赖严格的科举式选拔，政治人物不能干预主要的官员任命和提升，以保持官僚体系相对与社会利益集团的独立性，即，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所说的“嵌入式的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

6. 产业政策不能仅仅是扶持，而是必须有强制性的业绩考核和退出机制，即便是对于私营经济实体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私营企业业绩达不到要求，就将不能获得国家的继续支持。对国企则更是如此。

7. “发展型国家”的产业政策需要与时俱进。技术前沿在变，生产的组织方式在变，只有与时俱进的产业政策才可以真正比较成功。

中国还不是特别成功的“发展型国家”

1911-1927年间的第一波中国革命开始造就中国成为“发展型国家”的两个必要条件，但是不够彻底。约翰逊认为，中国是在经过了抗战之后（1937-1945）和第三次国内战争（1945-1949年）后，中国才真正具备了成为“发展型国家”的两个必要条件。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了计划经济，因此，新中国的头30年并没有成为“发展型国家”，尽管这期间的某些建设确实为后来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成为一个相对成功的“发展型国家”奠定了重要基础（比如，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引入市场经济之后，并且开始学习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后才真正成了典型意义上的“发展型国家”。

如果我们将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和其他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发展轨迹作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肯定不是最成功的，只是中上水平。比如，在1946年至1976年的三十年间，日本的经济整整扩张了55倍。日本仅仅用了30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成功跻身最发达国家俱乐部。中国的台湾地区也用了大致同样的时间成为了高收入地区（1954-1990）。新加坡的成长业绩也相当突出。

韩国的崛起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从朴正熙于1962年开启了韩国的“发展型国家”时代之后，韩国只用了三十多年就成为了OECD成员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1962至1989年间，韩国的经济整整扩张了100倍！韩国不仅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产业结构，并且成功从1960-1970年代的劳动密集产业升级到1980年代以后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韩国如今拥有三星、LG、现代等一具有批世界影响力的私营大企业，并且成功赢得对日本的某些产业优势。在跨入发达国家门槛后，韩国继续保持着上升势头，虽然经历过1997年金融危机。

相比之下，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确实也值得骄傲：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也扩张了近50倍。但是其实按照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标准来要求，中国过去30多年的成绩并不是最突出的。更何况，中国离一个真正的高收入国家至少还有20-30年的路程，而且充满不确定性。2005年，按照购买力评价法，中国的人均GDP占美国的11.4%；大约相当于韩美之间对比1970年的水平。如果中国能以韩国追赶美国的速度前行，那么中国的人均GDP要占到美国的6成，大约还需要40年的时间。当然，由于中国的人口数倍于美国，届时中国的总体国力可能会强于美国。

因此，中国在过去30多年取得的成就并不特殊。不要动不动就“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甚至认为中国业已取得的成就已经可以让中国傲视世界。这不仅是无知的表现，而且也是可怕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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