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喜的是南海问题年来日显，中菲黄岩岛之争直接面对面历时将近半年，不管是媒体、策论家们，还是知识界，其发声，其思考，表明中国的智识力量，以凝聚公共理性的方式，大踏步登场。实际上，晚近十年里，网络空间的诞生催生了一种新型议政方式，而这也是汉语思想的锤炼方式，更是提炼中国的国家理性的绝好良机。不管是专司国际政治的专家，还是一般外援的知识阶层，其所展现的智识力量，集思广益，影响着官民两界。这便是大众政治时代的舆情，也是一种平庸时代的政治情貌，优劣一体，喜忧俱在。尤其是一般民众，嚷嚷，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跟着智识界、传媒和思想界的调子走，只是他们未必意识到自家所受的影响罢了。
忧的是知识界也好，传媒也罢，虽说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汉语思想的智识力量，但却存在着学理准备严重不足，依然欠缺政治成熟的问题。——例如，须知，国际法通常只是妥协政治的产物，至多，一种情境性的国际道义，万不可完全等同于人类普世公义。而且，公义与否，还要看是否切合邦国利益。十一段线还是九段线都讲不清楚，光嚷嚷“自古以来”如何如何，何以应对？以义愤应战政治，恰恰是大忌。国家间政治是道德力所不及之地，马基雅维理早已有言在先，洋人就是照此导师训诫行事的。由此，对于海洋法与国际政治的精深研究，对于区域政治和地缘关系的专家级人才的培养，争得话语权，汉语文明依然有待努力。老美对于《京都议定书》的拒斥，坚持美国大兵任何情况下不受国际刑事法庭管辖等等，无不基于一己私利，而骨子里则以国家生存及其利益最大化这一国家理性原理相撑持，哪怕由此撕破脸皮。——当然，手上有牌，才敢也才能不惜撕破脸皮。
二、国际环境：政府危机与政权危机
手上牌不多，要顿时拉下脸来摊牌，就比较困难了。菲律宾小样儿，不懂这个道理，急了，不奇怪。相较而言，总体来看，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接近于做得最好”，但也不过是以“拖”字诀应对，就在于希望藉由“大国的成长”，慢慢地、自然而然地获得主动权。据专业人士言，不说十一、二艘，如老美，就是三、五艘航母往那儿一搁，谁还能怎么着。而航母如同水母，同样不是一天就炼成的。因而，刻下中国在展现政治意志上有所作为，已经给予世界为了捍卫核心利益绝然不惜一战的印象，但却又似乎不具绝然坚卓之政治决断力与军事决心，动机和结果皆在于此，甘苦杂陈。
说到底，在“国家政治”与“国家间政治”两相互动的视野下，这里面牵扯到一个转型时段的“政府危机”与“政权危机”的问题。中国今天之所以奉行“国际维稳”（仿效国内政治中的“维稳”表述），因而，南海热应该降温，就在于百多年的中国转型到了关键时刻。换言之，“中国问题”所包含的发展经济－社会、建设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和重缔意义秩序等四大指标，程度不等，均逐步多所兑现，尤以政体转型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照目前势头来看，不出太大意外，此事可望于一代人时间内，也就是二十年左右完工。因此，除非万不得已，不能随意打断这一进程。正是在此，一日转型未完，虽然政府秉具合法性，却难言政权的正当性，则风雨飘摇之忧戚，如同日头下必有阴影，总在心底盘桓。相比而言，但凡完成这一现代政体转型的国家，无论欧美诸国，还是此刻正处发展进程中的其他亚非民主国家，其政权的正当性高枕无忧，怕的只是政府危机。存在政府危机，却无政权危机，使得此类政体伸缩空间较大，转圜余地相对较多。因为，从整个邦国立言，大不了换一个政府接着干就是了。不管怎么换，政权在那儿立着，倒不了，不用怕。相反，则只能维稳，无论在国内抑或国际。
说白了，今天中国不仅存在政府危机，而且，更主要的是我们尚未完成政体的现代转型，尚未建立起标领正当性的优良政体，因而，政权时刻处在深刻的危机和危机恐惧当中。所谓优良政体，不外乎“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这一普世模式适当予以中国化处理后的形态。中国现在犯难的是此，而非彼也。这是百年老帐，不是一夕浅疾，有待接续努力渐恪其功。刻下之所以奉行“国际维稳”，但也不敢放手实施，就在于搞不好不仅政府危机凸显，更要命的是政权危机降临。而这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所在，也是为何三水相连，一处比一处水深的原因所在。今日剖析南海的边疆政治，不能无视这一重要的背景因素，盖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国家政治和国家间政治，原是声气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矣！
三、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的确，世界正在考验成长中的中国的政治意志，到了一个关口。这里，把背景再往深里伸展伸展，回瞰一下“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及其国家理性的成长历史，有助于我们审视别人家的考验，摆正自己如何作为“正常国家”的位置。
在本文语境下，晚近一个半世纪，略分三段。自鸦片战争到1945年，一百来年，是朝贡体系解体，中国作为弱势后发国族奋求生存的阶段。“救国建国”蔚为时代主题，救国必引致建国，建国需要建政，“立宪民主、人民共和”于是登场。有人说，“救国”从来都是一个伪命题，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小日本侵占了半个中国，难道是要将黄种人从白种人的铁骑下解放出来？自由主义教条滑落至此，夫复何言。话题收回来，在此时段，中国是所谓世界体系的陌生人和受害者，同时逐步了解、适应乃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一世界体系。二次大战后中国蔚为“世界五强”，为此象征，也仅仅是象征。但是，只要一天存在“反帝反殖”，矢言“解放全人类”，就意味着并未屈服，也并不完全认同这一体系。人家先走一步，早已坐大，凭实力说话，没办法而已。
从1945年到2008年，算是又一个时段。其间，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一时段大约止于1980年代初期，角色类似于此前，后一时段逐步转化为既有世界体系的接受者与适应者，进而，以列宁主义政体搭上国际资本顺风车的二合一形态，成为现有世界体系的受益者。不过，搭便车搭到现在，做大做强，别人似乎警觉日甚，不安日深，提出的要求和制约之意便也就不再遮掩。当然，也无可奈何，双方都无可奈何。
“2008”以后，是第三时段。随着某种“中国之世界”时代的来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正以世界体系的塑造者角色进入大国博弈，话语权日益凸显，隐伏的矛盾渐多。有关气候变化的谈判，就是适例。说是塑造者，不如说是“共同塑造者”。当今之世，早无一家独断独行的可能性了，就连老美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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