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情形下，今天的中国似乎多少有点像是1898年美西战争前夕的样子。那时候，美国崛起，欧洲列强似乎不太乐意接纳，可也无法不承认，还在考验这个新兴邦国的政治意志。最后，没办法，年轻的老美一仗打下来，将现在的南加州、弗罗里达州以及新墨西哥州等地全部吞并，悉数揽入怀抱，奠定了自己作为世界强国、甚至头号强国的地位。不妨说，美国的头号强国位置早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后已然奠定，“二战”结束不过为此举行了正式的加冕礼罢了。当年的西班牙早已沦落，年轻的美国拿它开刀，最终完成了大陆扩张，既展现了政治意志，又不会有太大风险，运气好，它抓住了运气。中国现在或许身处“美西战争”前夕，倘若哪一天没辙真要打一仗，最好的效果是类似于此，数十年后人们写回忆录说这一仗打得好；假若战败，哪怕是平手，其于中国成长的负面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此事说易行难，手上有权，需要决断的主儿，此刻肯定比我们为难。

朋友，瞻前顾后，五百年泱泱，“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到了嘛！同时，是国家理性的成长和成熟期，也是恢复自己的世界性大国的历史时刻。因此，边疆政治的背后，是生存政治、生命政治和尊严政治的逻辑，更是世界体系中权势转移的逻辑。十六世纪以还的地中海文明，以“权力政治”与“权势国家”为现代国家接生，国家理性流转四方，为此张本。不想世事辗转，此情此景，于当今世界再度原形毕露。——“二战”后世界暂时摆平了，如今正在新一轮摆平的进程之中，好一个春秋战国。在此情形下，处理边疆政治，重塑世界体系，不能忘却生命政治和生存政治的逻辑，所当持守的是也只能是所谓的“国家理性”。

因此，有必要重新提及的一点是，当年霍布斯们老辣，将即将现形人世的现代民族国家看作“政治生命体”，其以自我保存和利益最大化为主题，将“生命的自我保存就是正当性”当座右铭，由此区隔“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两界。国家政治讲正义、讲道德、讲普世价值，奉守公民理性；国际政治讲利益，讲现实，难讲道德，或者，是道德不及之域，因而，其所奉守的是自卫原则和政治现实主义，甚至是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其实，这就是“城邦之外无政治”的希腊政治智慧，其之一脉绵延，而有所谓“政治止于水边”的戒条。以“政治是众人之事”为凭，是不明此间区际的懵懂。倘若非要将此推展至国家间政治，则可期待而无把握，是懵懂的平方。看官，国际政治从来都是霸权之争，权势的较量，无政府的预设下，以邦国利益边界的最大化为鹄的。所以，诚实的自由主义者面对国家间政治，或者，国际政治，从来同样都是清醒而诚实的政治现实主义者。否则，自由主义了无理论张力，难担治平大业，便一无是处了，也太小瞧它了。这不，如同方家所言，民族主义从来都是自由主义的一个隐蔽命题嘛！那么，何时图穷匕见，不再隐蔽呢？就是邦国利益受损之际。想一想当年大英帝国议院上下矢口开战，决议“惩罚”满清，便知道此种懵懂是多么可笑而可怜了。

此种老到成熟，还表现为它的“虚伪”。《大国政治的悲剧》作者即曾坦承，美国人不喜欢权力政治，因而，在公开场合他们常常“以自由主义的口吻”谈论美国的外交政策，诉诸理想主义术语。可是，一旦关起门来，自家人说体己话，“筹划国家安全政策的精英们却满口权力语言，而不是什么法则”，秉持的是现实主义行事方式了。不仅如此，老美全球行事粗蛮，却口口声声真理在手、道义在肩，将对手抹黑为邪恶、野蛮之徒，动不动要将他们“炸回旧石器时代”，可事实上，为了达成目的，他们自己同样无所不用其极。颠覆、暗杀和战争，能用什么用什么。这也就是为何深谙此道中人不免喟叹，“道义”啊“道义”，其实在国际政治中难能发挥作用，甚或，最好排除“道义”之思，才是常态，重复的也不过就是马基雅维理们、霍布斯们早已言之谆谆者也。

这样说并非意指老美如此，别人应当同样如此，更非是说只有老美如此，别的人皆家风清白。毋宁，只是想说，在国际政治的“霍布斯体系”、“格劳休斯体系”和“康德体系”之间，存在着万水千山，道不同不相为谋呢！将康德愿景误以为当下现实，不待人笑，当先自笑；以“道义”为国际政治开药方，未得人悲，恐已自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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