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当德国占领了匈牙利，我父亲马上明白这不是正常的时世，也不能按正常的法则办事。他给他的家人和不少其他人弄来了假身份证，那些人有的付了钱，有的是免费的。大部分人幸免于难了。那是他最好的时光。

用假身份生活也成了我的一次刺激的体验。我们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周围就有人死亡，但我们不仅活着，还帮助了别人。我们和天使是一伙儿的，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魑魅魍魉。这让我感到很特别。这是多么 High的冒险。有父亲做可靠的向导，我顺利地度过了艰辛。一个 14岁的孩子还能要求什么？

经历了逃脱纳粹的快感之后，在苏联占领期间，匈牙利的生活开始失去光泽，我需要寻找新的挑战。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我找到了离开匈牙利的路。当我 17岁时，我成了伦敦的一名学生。在我的研究中，我主要的兴趣是深入了解我所诞生的这个古怪世界。但我必须承认，我也怀有一些成为大哲学家幻想。我相信，我已经获得了把我和其他人区别开的智慧之光。

在伦敦的生活真是令人大失所望。我没有钱，单身一人，没人对我说的话感兴趣。但即使可恶的生活迫使我靠更世俗的方式谋生，我也没有放弃哲学雄心。在结束学业后，我有一串错误的开始。最后，我在纽约套利交易的位置上稳住了。但空闲时我仍然继续我的哲学研究。

这就是我第一篇重要文章的来历，题目是“意识的负担”。这是一次试图把波普尔的“开放和封闭社会的框架”进行模型化的尝试。它把有机社会和传统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封闭社会与教条方式相联系，开放社会与批判方式相联系。我不能妥善解决的问题是，我无法将思维方式和真实社会事件之间联系的属性进行分解。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这是我怎么想到要发明“反身性”这个概念的历程，这个概念我呆会儿要详细探讨。

事有凑巧，反身性概念提供给我一个观察金融市场的新方法，这个方法比当时流行的理论更好。它提供给了我一个判断依据，首先是作为一名证券分析师，然后是对冲基金经理都能用上。我感觉就像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发现，能够满足我成为一个大哲学家的幻想。某一刻，当我的商业生涯遇到障碍时，我立马掉转船头，全力向哲学进发。因为我太珍惜我的发现，一刻也不想离开它。我感觉反身性理论需要更深地挖掘。当我越来越深地对这个题目进行钻研时，我在我自己构建的迷宫中迷失了。一天早晨，我发现自己看不懂昨晚刚写的东西了。在那一刻，我决定放弃我的哲学探索，集中精力挣钱。只有在很多年以后，成为一个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之后，再回到我的哲学中去。

1987年，我出版了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那本书里我试图解释我金融市场操作的哲学基础。这本书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大部分对冲基金行业内的人都读过，商学院也在教授。但是书中的哲学争论却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印象，它更多被理解为一个成功生意人的虚荣心，赚了钱就幻想自己是哲学家。

我自己也开始怀疑到底是不是做出了重大的发现。毕竟我是在对付一个自古以来就被哲学家探索来探索去的课题。我有什么样的理由去认为自己做出了新的发现，特别是别人都没有这么认为的时候？毫无疑问，概念框架是对我个人有益的，但似乎别人不认为它有这么大价值。我不得不接受别人的判断。我没有放弃我对哲学的兴趣，但我已经只把它当做我个人的偏好。我的生意和慈善活动（慈善已经越来越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中，我继续按照这个概念框架行事，每次我写一本书，也会忠诚地重申我的论点。这对我发展我的概念框架有帮助，但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哲学家。有一次，我还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一个失败哲学家的再尝试”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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