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全、王里(又名王汝琪，在中央妇委从事妇女运动研究工作)夫妇二人过去认识王实味，到延安后也有所接触，潘芳、宗正夫妇二人同王实味是邻居，来往较多，康生便把他们与王实味的关系定为“托派关系”。康生先在枣园组织批斗于炳然，从于炳然株连到成全和王里，再株连到潘芳和宗正。

同年加月，在中央党校斗争吴奚如，把吴打成叛徒、特务(后来得到甄别平反)。

11月，康生等人在西北公学把张克勤(原名樊大畏)打成“特务”。张克勤是甘肃地下党的一名党员，那时还不到20岁。由于他的父亲在兰州开了一个照相馆，光顾照相馆的人，自然是什么人都有，国民党的军官、特务之类的人也去。据此.康生就说张克勤父亲的照相馆是“特务联络点”，张克勤的父亲当然是“特务”，而张克勤当然是他父亲派到延安来的“特务”，于是逼迫张克勤承认，张不承认，就批斗他七夭七夜，最后还以假相威胁，张克勤终于承认了自己是“特务”，还“供”出一个“红旗党”。此后，“红旗党”越来越多，几乎所有党的地下组织都被打成了“红旗党”(所谓“红旗党”，意即国民党“红旗政策”下的假共产党—名义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引诱进步青年加人，而实际上当了国民党的特务)。樊大畏在很久以后给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说:他当时并不知道什么“红旗党”、‘红旗政策”全都是审讯他的人提示他承认的。

张克勤是“恃务”这件事，谢老(谢党哉)并不相信，因为他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担任领导工作时，同张克勤的父亲有过接触，了解此人是比较进步的。但由于康生处在反奸的权威地位，对他无可奈何。

康生的作用，不仅在于这些事件的本身，而更主要的是他把整风学习中正常的检讨、反省引向审干——肃反，并且把它说成是一种规律，杜撰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的谬论。

康生的能量

1942年1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大肆宣传“延安特务如麻”，说什么“一种特务是打进来的，如戴笠派来的特务”‘实际上这批人一到延安，便有入主动交待，并迅速查清，当时称为戴案，“一种是拉出去的，即在我们队伍里发展他们的人做特务工作”。报告后，少数单位审查干部开始，接着各单位也都纷纷跟了上来。

1943年4月，传出敌人可能进攻边区的风声，康生又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迫害干部。一天，康生把周兴(边区保安处处长)和我‘保安处一局局长)叫了去，给我们布置抓人。抓入的理由，他说一方面是蒋介石企图发兵进攻延安;另一方面是胡宗南的秘书胡宗冕要来延安，以防有问题的人与胡“联络’，。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画完之后，要我们把打了“。”的都抓起来，打了“.”的，都送进边区行政学院接受审查。我接过名单逐一看下去，打了“。”的有个名字是“师树德”，我脱口而出说“这是我的弟弟”。康生一把抢过名单，说“你弟弟?”接着把这个“。”划去。我说:“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头一摆，“嗯嗯”两声，也不作解释，把“。”换成了“.”。两天以后，从晚上到天亮，共抓了200多人。与此同时，李克农(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汪金祥(社会部二室主任)奉命负责抓中央直属机关的“嫌疑分子”。

这次抓人之后，中央正式宣布普遍审干开始。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向中央直属机关作动员报告，当他宣布延安逮捕了200多人时，许多同志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

接着，康生把假特务张克勤当做典型，叫他到中央大礼堂、边区政府礼堂以及一些单位做“坦白交代”的报告。康生拍着张克勤的肩膀说:“你要好好坦白，感召失足者”，“你成了名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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