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早在新千年伊始，美联储通过各种传统工具和融资渠道创新，在较长时间内推行宽松货币政策，造成了所谓的“廉价美元”局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13年，美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从约130降至92。这为美国制造业及相关出口带来了明显的价格优势。有计量分析表明，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对本国制造业部门的增长有显著的负向贡献，即相对于贸易伙伴本币币值降低或提高，会促进或阻碍本国制造业的增长。

最后，长期以来，支持和推动制造业发展，是美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危机影响下，近年来美国对制造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明显加强。如在危机高潮时，美国政府向濒临破产的通用和克莱斯勒公司提供了高达650亿美元的救助贷款。其后，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总统提出了在2015年前实现出口翻番的发展计划。为此，美国商务部推出了所谓“国家出口行动措施”。经过努力，这一计划的成效开始显现。在2012年，美国全年出口额达到创纪录的2.2万亿美元。其中，作为最主要的制造品出口在2009年至2012年之间增长47%，出口额一路刷新纪录。

三、不应夸大美国制造业的回归

以上分析指向了美国制造业的“回归”，很多学者也接受了这一看法。但实际上，这一提法充满争议，我们不应夸大美国制造业的回归。

其一，在与新兴市场竞争方面，美国制造业并不具全面的优势。美国页岩气革命以及机器人的使用，的确使美国制造业成本下降，但由此认为美国制造业获得了全面优势还为时尚早。美国制造业的回暖更多地反映了其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转换。以前美国出口大量高附加值的小件商品，而将低附加值产品及组装外包给后发国家。现在这一形势发生了某些逆转，个别企业出于物流方面的考虑，将某些笨重低值产品的组装重新安排在国内，而将高价值的配件生产仍安排在海外。尽管如此，从全球范围看，新兴国家的比较优势还很明显，制造业的发展潜力尚存。现代产业内贸易理论表明，一旦某个国家在某个行业或产品形成优势，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等因素，会使这一优势强化。因此，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制造业转移后，中国等后发国家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已经形成，这是对美国制造业回归的很大挑战。

其二，能源繁荣对美国制造业的需求拉动效应有限。目前，油气密集型产业只占美国GDP的1.2%，只占到美国制造业的百分之十几。即使到2020年，能源繁荣仅会使美国制造业增长每年提高0.1至0.3个百分点。因此，能源繁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有限的，且对经济增速无长期影响。尽管就出口而言，油气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确实增加很快，但其规模尚小。如在2012年，油气密集型产品出口达到236亿美元，但整个美国制造业的贸易逆差却达到7794亿美元。油气密集型产业对规模庞大的美国经济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

其三，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比较看，美国制造业的复苏基础都极不牢固。从总体看来，至少从1970年开始，美国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规模即开始了趋势性的下降，而近三四年来的所谓企稳回升不但力度微弱，且在过往经验中也不乏先例。同时，在公众更为关切的就业方面，2002—2011年间，美国制造业就业的下滑甚为明显，在G7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仅强于英国。2009年，在危机冲击下，美国就业指数在一年间陡降近10个点，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降幅。

其四，美国的真正优势在服务业，所谓制造业回归很大程度上有造势之嫌。美国在强调重振制造业和出口翻番的同时，依旧高度重视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一贯积极推动服务贸易的开放。2012年美国主导的服务贸易协定谈判就很好地反映了其战略意图。事实上，时至今日，美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领域仍然是金融和科技研发等服务部门，美国也长期保持世界第一大服务出口国的地位。另一方面，大量分析显示美国制造业产值和出口的复苏快于就业复苏。这虽反映出美国制造部门生产效率的较快提高，但也凸显了社会政治基础的脆弱，即相关政策难以得到公众认同。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说，在全球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转型（即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大背景下，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导致就业下降。也就是说，由于发达经济体比较优势的变化，美国社会不可能指望制造业真的会回归并带动就业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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