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闭的社会中，人们得不到足够的外来思想资源。他们只能转身向后，从自己的传统中去寻找精神支持，那就是伊斯兰教。而且，清真寺是唯一一个国家无法禁止人们聚集的地方。人们在这里聚集，能做的就是用一厢情愿的宗教想象去比较现实中的丑恶政治。想象中的宗教原初状态、返回传统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灵药。在这种情况下，极端原教旨主义宗教兴起，不是很自然的结果吗？

到这里，就形成了恶性循环。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因为忌惮宗教极端势力的上台，只好继续维持对内对外的政治封闭。由于同样的忌惮，西方国家不得不支持这些他们很看不惯的独裁专制统治者。但这种政治封闭天天都在刺激更多的人同情甚至直接投身于极端主义。越封闭，宗教极端分子越多；宗教极端分子越多，政治越不敢放开。

当由于某种原因，政治封闭突然被打破以后，毫不意外地就是，各种极端势力一下子冒了出来，到处横行。他们的诉求，除了神，谁也不能满足。失望和愤怒之余，他们就向无辜的人们举起了屠刀。唯有如此，才能发泄他们那多年积累而来的愤怒。

宗教也有原因

虽然阿拉伯世界遍布独裁和奴役，但实际上，伊斯兰教的最大问题恰恰不是权威太多，若是权威缺失。伊斯兰教并没有天主教那样的教士阶层，没有从教皇到底层牧师的等级制度。任何一个穆斯林，比如本拉登，都可以起而宣布为了纯洁信仰，挑战现有的宗教体系。

在西方政治发展史上，足以和国家相抗衡的教会体系至关重要。它提供了国家以外的另一个权力来源，并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正是在国家、教会二元权力的对立中，形成了很多构成现代政治基础的元素。

由于缺乏这种体系性的宗教制度，阿拉伯国家的权威从来都居于伊斯兰教会之上。阿拉伯世界也因此无从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分权政治体系。

仅有的类似天主教会体系的是伊朗什叶派的教士制度。因此，伊朗的神权制度看起来很黑暗，其实反而有可能在未来创造出更大的改革空间。霍梅尼可以把他和继承人都弄成至高无上的宗教领袖，代价是他们只好也像教皇那样永不犯错——其实就是尽量少说话，一定要说，也模棱两可、含含糊糊地说。体系的力量是双向的，对外强大的同时，对内的约束力也跟着强大。

或许伊朗人有机会体验中世纪以来欧洲人在国家-教会二元权力对立中的感受，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重走一遍欧洲宗教改革之路，并因此让伊斯兰教像基督教那样发展为心灵指引，而不是目前这样的现实规范。

但什叶派是穆斯林的少数。逊尼派是大多数。在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宗教不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另一种权力体系。政治和宗教之间的对抗是非体系和不正规的，不但不能导向对权力的法定约束，反而为各种极端主义打开了大门。阿拉伯国家政府，虽然腐败低效无能，但确实比他们国内的宗教势力和民众要开明得多。

不受宗教体系约束、也不可能进入正式政治制度的各种散兵游勇，比如本拉登，争相提出各种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的主张，不是以现实性、可行性争取人心，而是以极端性、彻底性、毫不妥协性获得支持。越极端，喝彩者越多，追随者越多。

而且，无论多么极端的主张，极端分子都不难从经典中找到根据和先例，并因此抢占宗教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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