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的致命缺陷

中国人为什么会发明而不会创新？这个疑问从欧洲人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就产生了，至今仍然没有答案。传教士和他们带来的机械钟让中国的官员瞠目结舌，原本他们认为自己的皇帝是无所不能的权威。外国的先进技术使清政府感到了威胁，特别是当欧洲人带来了大炮、煤油、工厂和新科学—天文学、数学和工程学时。虽然清政府常常假装无视这些新事物，嘴上说欧洲人的这些雕虫小技了无新意、毫无用处，然而，一场国家内部的斗争爆发了。朝廷中的一些官员鼓吹改革，但最终失败了，并且断送了其政治生涯。

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解释道：“这些想改革的人受到重重阻挠，不仅面临巨大的人身安全的威胁，还要处处提防朝廷里的政治阴谋。在那里，判断一项创新是否可行，看的是它会对权势等级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每提出一项创新建议，都会遭到激烈的反对；每出现一种新事物都会使既得利益者感到恐慌。而且，在所有层级的官员中，害怕受到训斥（或者更严重的惩罚）的心理压倒了对获得奖赏的期望。”根据政治经济学理论，这种情况属于典型的制度停滞。官员等级制度下所有的利益集团界限分明，导致清朝制度落后僵化。我们可以将其称作国家层面的损失，或者一个朝代的集体行动问题，最终导致清朝的衰亡。

对于很多18世纪到过中国的人来说，中国处于极度贫穷的状态。它曾经是一个强国，其人口规模和城市规模都令人印象深刻，但最终却难逃马尔萨斯陷阱。但清政府（公元1644~1911年）听任古代中国的创新天性随着公共产品的破败而泯灭。正如莫基尔所写：“清政府没有为经济发展提供必需的常见基础设施或其他要素，比如标准计量单位、商法、道路和警察部门。”

保罗·肯尼迪认为，明朝船队的衰亡是中国开始闭关锁国的标志。实际上，古代中国衰落的原因不在船长郑和，不在清政府的保守主义，不在过度扩张，而在于深层次的政治问题。朱棣推行的政策解释了中国经济为何崛起，而他的那些继任者们推行的反复无常的政策则解释了中国经济为何衰落。

中国曾经在过度扩张与收缩之间、侵略与合作之间、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与对新生事物不屑一顾之间摇摆不定，但相同的情形在其他任何一个大国也都发生过。真正导致明朝灭亡的是其脆弱的制度。中国人称其为“坏皇帝”问题，但即便是这种叫法也没能恰如其分地揭示中央集权的潜在危害和风险。“坏皇帝”的确存在（就像美国有坏总统一样），但正如罗马历史一样，对皇权缺乏制约是古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中国皇权政治制度的设计本来是为了保护多数人的利益，结果却沦为利益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一场零和博弈。这是罗马禁卫军把持帝制统治悲剧的重演。

福山认为制度不是导致古代中国衰落的原因，因为“中国明代的大多数制度在今天仍对促进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是，这个观点并不正确。没错，制度在古代中国的确存在，但这些制度在古代中国要比在现代中国脆弱得多。我们相信，如果政治制度保持稳定，或者少一些中央集权，明朝的势力将会继续增强。

利益集团之一的士大夫阶层千方百计怂恿明朝皇帝停止海外贸易，并在这场短期博弈中获胜。他们肯定认为他们提出的自给自足政策是明智的，但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一种主观臆断式的宗教虔诚—重农轻商。我们还看到，1436年的海上贸易创造了经济繁荣，但士大夫们被仁政思想蒙蔽了双眼，看不到商业是财富的源泉。

中国明朝的兴和衰都突如其来。永乐皇帝执政的时间只有20年，他的孙子在位的时间更短，只有十几年。这两个皇帝死后，中国陷入了动荡状态，斯密式增长被摧毁，熊彼特式学习受到冷遇，索罗式投资遭到无情打击。

孔子认为领导者应该心怀仁义，对开明的君主来说，这是金玉良言；但对于政治设计来说，这是一句废话。政治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能够产生仁义之君的社会，光有科举考试还不够。我们这样说并非责备圣哲，因为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本人就呼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达成社会契约。

文／格伦·哈伯德 蒂姆·凯恩 摘自《平衡：从古罗马到今日美国的大国兴衰》，中信出版社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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