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真实故事

郑和七下西洋之所以值得注意，并不是因为这几次航行具有首创性，而是因为其船队的庞大规模。这支船队共有317艘船，平均每艘船上配有90 名水手。1405年，船队从南京扬帆起航，那些有着六七根，甚至8根桅杆的商船满载成吨的丝绸、瓷器、漆器等货物。这些船到底有多大？可以这么说，那些最大的船的宽度甚至超过了哥伦布的船的长度。

很多历史学家把这几次航行定义成一个皇帝的耀武扬威之举。确实，这个皇帝充满了优越感，但这种描述既不符合常识，也不符合考古事实。这几次航行肩负着贸易使命，当然，古代中国人说话很委婉，他们说那些船上的珍宝是给外国国王的贡品。但是，他们期望通过送出这些“贡品”也能收到回报。最明显的证据是，记者和作家路易斯·雷瓦西说：“朱棣一当上皇帝就马上废除了他父亲制定的严苛的进贡和贸易政策。”路易斯·雷瓦西这样写道：朱棣允许个人经商，放宽了对胡椒和黄金贸易的限制。他打开国门欢迎外国商人，并对他们说：“四海一家亲。”他的那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顾问对此备感惶恐，因为他们笃信中国的繁荣只能靠农业来实现。这位皇帝下诏：“开放边境贸易以满足国家之需，并以此鼓励外国商人来中国开展贸易。”

卡利卡特和印度西部是郑和航行的目的地，他的到访巩固了中国和这些地区的贸易关系。他还和日本建立了贸易关系（日本曾两度抗击元朝的大规模侵略），海上的海盗也被他肃清。因此，朱棣在位期间，中国成为亚洲经济的霸主。

这是帝国的过度扩张吗？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郑和航海耗资不菲，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福山举税收为例，说朱棣在位时的赋税是之前的3倍，虽然我们可以反驳说，这主要是为了开挖运河和建造紫禁城这两个公共项目，而不仅仅是用于建设海军。马特·里德利对此的评价尤为犀利，虽然他批评的主要是洪武皇帝的政策。（“这是一个如何扼杀经济发展的活生生的教训：禁止一切未经政府批准的贸易和航行，强迫商人每月登记他们的货物存量……”）虽然这些政策后来被他的儿子朱棣废除，但又被他儿子的继任者们恢复。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我们认为贸易服务于经济增长。平定海盗，为贸易保驾护航确实需要大笔的财政投入，但贸易为私营部门带来的收益却远大于投资。然而，现代对朱棣的批评却集中在皇权政治而不是公共财政上。信守儒教的朝廷命官不信任朱棣，朱棣也不信任他们。他下令科举考试向全民开放，使这项考试不再是贵族世家的专属权利。他最信任的就是像郑和这样的宦官，士大夫们不声不响地密谋造反，为得到下一任皇帝的提拔打基础。试想一下朱棣死后，明朝的政治制度将是何等脆弱。

（朱）高炽即位后，与一群持传统观点的文人过从甚密，其中包括他的两位老师蹇义和杨荣。蹇义强调仁政，杨荣则主张限制宦官的权力，让郑和的船队（从东南亚）撤回……1424年9月7日，朱高炽正式登基，颁布第一道诏令：宝船队必须停止所有航行。这道诏令清楚地反映了他的老师和顾问们的儒家思想。

诏令颁布不到一年，朱高炽的儿子登基做了皇帝，并撤销了这道诏令。虽然朱瞻基的身边也簇拥着一群儒家顾问，但他成功协调了宦官和士大夫之间的关系：宦官负责管理贸易和军事，士大夫负责管理朝政。朱瞻基赞成开展贸易和对外开放，不同意搞武力征服。在朱瞻基治下，郑和又继续航行了10年，直至1433年病逝葬于海中。不幸的是，三年后朱瞻基驾崩，他的继任者倒向了士大夫一边。远洋探险和对外贸易的终结，既不是一个皇帝一怒之下的决定，也不是因为财力不支，而是集权政府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非常有趣，是一个研究失衡如何导致国家衰落的好例子。宦官和士大夫之间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斗争，其激烈程度堪比一场内战。朝贡贸易崩溃了，许多船只被废弃在港口，逐渐腐坏。当时，沿海地区的人民仍然可以依靠外贸获利，但朝廷认为这是不合法和危险的。士大夫们做了一件所有目光短浅、对经济一无所知的官僚都会做的事：削弱潜在对手的力量，于是，仁政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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