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可能会令读者们把卡普兰打入“衰落主义者”的行列——也就是那些乐于宣告美利坚帝国的衰落迫在眉睫的作者们——但是这个结论未免太过轻率。事实上，卡普兰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这一学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的修昔德底斯(Thucydides)。卡普兰立场鲜明地声称自己的学术从这位讲求实际的古希腊学者身上获益良多；和修昔德底斯一样，卡普兰引以为豪的是自己能够拨开种种天真的幻相，揭露出各国政府赤裸裸地追求自身利益，毫不考虑价值观、信仰与意识形态的本质。
正是现实主义令卡普兰的书令人耳目一新，完全没有那种充斥在西方作者描写中国崛起时那种让人觉得窒息，觉得“天哪，事情严重到超出预期”的散文风格。然而，在他的书中，现实主义也导致一种修昔德底斯式的冷静客观，可能会令有些读者感觉更为担忧。但卡普兰说，事情就是这样的，因为在南中国海的斗争肯定会变得超然而不诉诸感情。美国与苏联的斗争造成了大量的道德议题，引发所有相关方的激情情绪；但在研究南中国海的问题时，很难为它赋予和柏林墙类似的哲学分量，尽管有些人在为之竭尽全力（几个月前，在为另一份报纸撰写专栏时，编辑明确告诉我，他希望“少写点历史，多写点关于中国的可怕之处”）。“事实就是，”卡普兰指出，“东亚问题完全就是关于贸易与生意。”
卡普兰故事中的英雄都是强硬而实际的人，他们能够了解这一点，比如新加坡的李光耀（“他远远胜过20世纪的绝大多数各国领袖”），还有中国的邓小平（“20世纪的伟人之一”）。他们本质上都是现实主义者，经常会彻底改变方向，抛开过去被确信不疑的教条。两人都对民主没什么耐心；卡普兰似乎也是如此。他承认自己的这些想法“对有知识的西方人来说堪称异端”，他写道，“让该地区的专家和精英去处理南海问题才更有可能解决各方争端，比让一大群人依照民主程序去感情用事强。”
然而，最终的解决方案或许并不是环绕南海的大多数人所乐见的。在旅行中，卡普兰发现了李光耀和邓小平的精神实质。一个又一个现实主义者告诉他，他们不希望被芬兰化，也不希望脱离美国，投向中国的怀抱；但现实主义教会我们，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必然性，而不是人们的愿望。“到最后，”一个新加坡人说，“一切都取决于军事和海军力量——热情善意的对话没有任何用处。”从2011年，美国开始热情地讨论把外交重心移向亚洲；但越南官员们——他们毫无例外，全是现实主义者——以一句谚语作答：“远水救不了近火。”
可怜的东南亚，他们离上帝太远，离中国又太近了。
本文作者Ian Morris的新书是《战争！它有什么用处？从灵长动物到机器人的争端与文明进程》(War! What Is It Good For? Conflict and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From Primates to Robots)。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