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危机还间接造成了欧元危机。欧元是不完善的货币：欧元区拥有共同的央行，但没有共同的财政部。欧元的设计者意识到了这一缺陷，但他们相信，当缺陷暴露出来时，能够唤起政治意愿来纠正它。毕竟，欧盟的成立也经历了这番过程——每次迈出一步，心中深知这样做并不够、但必要时会迈出下一步。

不幸的是，从1999年欧元诞生到2008年需要迈出下一步，政治形势已发生了变化。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领导下的德国主导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为的是促成两德统一。但事实证明统一代价高昂，德国公众不愿再承担额外的开销。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后，欧洲各国财长宣称不会允许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倒闭，但作为一位熟谙主流民意的政治人士，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却坚称，纾困责任应当由各成员国单独承担，而不是由欧盟集体承担。这就排除了建立共同财政部的可能性，而当时恰恰是需要共同财政部的关头。这便是欧元危机的开始。希腊、意大利、爱尔兰等单个国家的危机，本质上都是欧元危机的变种。

接下来，金融危机变身为一系列政治危机。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分歧，将欧盟从国与国之间平等、自愿缔结的联盟，变成了债权国（如德国）与债务国（如希腊）的关系，既不自愿也不平等，并引发越来越多的政治紧张局面。

欧盟起初是一次在地区层面进行国际治理的大胆尝试。2008年危机后，欧盟内部问题缠身，无法在国际经济中发挥自身作用。美国也变得更关注内部事务，但过程与欧盟有所不同。欧盟和美国变得“内向化”，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合作走上下坡路。

鉴于西方大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支柱，它们影响力下降已造成国际治理真空。野心勃勃的地区大国和非国家行为体争相填补真空，不惜动用武力。武装冲突呈激增态势，从中东扩散至亚洲其他地区、非洲乃至欧洲。

通过吞并克里米亚和在乌克兰建立分离主义飞地，普京的俄罗斯不仅挑战了依赖西方大国支撑的现行世界秩序，也挑战了欧盟成立所依据的价值观和原则。无论是欧洲公众还是美国公众，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挑战的严重性。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President Vladimir Putin)想破坏整个乌克兰的稳定，方法是促成乌克兰金融和政治的崩盘（他可拒绝为此承担责任），同时避免占领东乌克兰的某个地区——如果占领的话，该地区就得依赖俄罗斯提供经济支持。普京两度将板上钉钉的军事胜利转换为危及乌克兰全境稳定的停火协议，就是他这种倾向的明证。不幸的是，普京取得了成功——对比两版明斯克停火协议便可看出——尽管他的成功纯粹是暂时性的。现在，普京试图利用乌克兰在欧盟内部挑拨离间、赢取政治影响力。

俄罗斯威胁的严重程度与欧盟的羸弱程度直接相关。欧盟成功渡过了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但它现在面临的危机不是一起，而是五起：俄罗斯、乌克兰、希腊、移民以及将要到来的英国退欧公投，使之应接不暇。欧盟的生存面临着威胁。

全球层面的国际治理同样脆弱。不论是金融还是政治方面，世界都有可能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中国已经开始建立一套平行的金融机构，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亚洲债券基金(Asian Bond Fund)倡议、原名金砖银行(BRICS Bank)的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以及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它是一项亚洲的地区性多边货币互换安排。两大阵营能否将对抗约束在一定范围内，将取决于中国如何驾驭它的经济转型，以及美国如何应对。

IMF可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它已经放弃了对华盛顿共识的坚守，但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控股股东——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等——不愿放弃它们的投票控制权、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它们的这种行为没有认识到各经济体相对分量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是非常短视的。

控股股东不大可能放弃控制，不论这种控制有多么脆弱。但IMF有机会在两大阵营之间建立有约束力的联系。机会来自于IMF将在2015年底对其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组成进行五年一度的重新评估。

SDR是IMF于1969年创立的国际储备资产，旨在补充成员国的官方储备。人民币尚未完全符合被纳入SDR货币篮子的条件，但这些条件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有着严格的定义。日元被纳入时，尚不是普遍交易的货币；法国法郎进入货币篮子时，法国的资本账户正受到严格的管制；沙特里亚尔被纳入时，其汇率是与美元完全挂钩的。多年来，准入标准已发生了变化，但其目前要求两点：一是货币来自出口大国，二是货币“可自由使用”。这一措辞常被误认为等同于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以及汇率具备灵活性，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SDR货币篮子曾纳入过资本账户可兑换程度很低或为零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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