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中缅边境的社会建设水平、缅甸移民管理、新移民文化融入、文化审美方式水平、经济互动方式等进行逐一分析，可以看出，中缅在上述问题上都缺乏有效的解决方式：双方少数民族的生计改善和现代化模式、宗教问题和国家族群认同、中缅经济互动的模式、中缅文化原生地保护中发展的方式、中缅核心资源的可持续开发等。

中缅油气管道区域的若开邦民族政党和民间组织抱怨缅甸中央政府收取大量好处，只把污染和问题留在地方的方式，和云南在抱怨中央政府的投资和建设逻辑如出一辙。他们都觉得自己是“芒果式”投资的受害者——芒果肉全部被拿掉，只给当地留下芒果核和满树光秃的树干。

缅甸军政府作为和中国共产党一样长期居于领导地位的政治团体，也面临着极为相似的政治挑战，比如“轮流坐庄论”和“政党虚无论”——社会对政党的自身改革和完善往往放在最后的选项当中。

缅甸民间很多针对中国的差评，并不是因为讨厌中国，而是因为不喜欢军政府，因此所有和军政府关系紧密、或者让军政府受益的团体和国家，民众通通持负面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甚至能暂时忘却历史、和敌人和好，也不和现有政治团体修缮关系。

社会大众和民间知识分子的这种逢政府必反的情绪，同样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缅甸仰光媒体集团主席吴哥哥认为，许多反政府势力的口号就是“革命万岁”，“造反万岁”，根本没有耐心和任何人进行建设性谈判及协商，对于政府的作用也基本上全盘否定；而其中许多组织确实可以从动乱、战争、纷争、对抗中获得物质收益和好处。

缅甸当地有着更为形象的比喻，说百姓经常祭拜骑老虎的神仙，原因是害怕那只老虎坐骑，殊不知那个神仙更可怕——意思是那些没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的反对派，或许会比原来的政府更为可怕。

其三，缅甸的社会政治与中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昂山将军提出的《彬龙协定》以及邦联民主框架，至今仍是缅甸许多具有政治独立性部族的核心主张和战略协商标准。“五族共和”、“光荣革命”、“独立自主”、“左派和右派传统”、“社会的四个现代化”等仍然是缅甸的核心议题。

因此，中缅两国其实可以从上世纪40、50年代汲取治国大纲的理念和方法，来应对21世纪的全球化课题。缅甸民粹主义报纸对于中国的一味批评和排斥，实际上和对军政府的排斥逻辑相同，中国在政治改革、社会发展、国际互动上面的许多教训和经验，并没有被当地知识界和媒体界充分研究和消化，并形成社会共识。

在如何应对分离势力、少数民族自治方式、政治制度形式、政治管理方式、国际战略定位方面，中缅两国可以找到多种重合之处和战略应力点，毕竟长期的中缅互动造就了现实的中缅历史和社会联合。

中缅两国最该尝试的思维转型，是使用不同的尺度来重新估量自己的治理区域、对象和方式，把中国、缅甸乃至亚洲都当作一种考察对象，而非一个简单的地理、文化单位。一旦形成这种思维，中国和缅甸以及其他东盟国家一定可以在国际河流、国际海域、国际移民（难民）、跨国犯罪等问题上找到真正的合作空间。

文/周雷 原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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