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80年代阅兵故事:超凡领袖的远去与无名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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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天安门广场在50年代成为中国新的政治中心,毛泽东就将每年的阅兵游行视为展现中国革命生死斗争精神的场域。洞悉政治事务敌友本质的他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通过秩序井然、整齐划一的队列展示,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得以和诞生于枪杆子的政权紧密联系。对毛泽东而言,无论是建国初年对天安门广场空间格局的改造,还是对苏联庆典仪轨的借鉴,一年一度的天安门阅兵既应成为中国人民扫荡封建秩序的象征,也是宣示中国共产党时刻准备与敌斗争的舞台。

然而,伴随克里斯马领袖在70年代末退出历史舞台,阅兵的超凡魅力也在国家方略的转折中迅速分崩离析。革命意识形态的消褪,致使曾经清晰可见的仪式中心面目含糊,而同时,解放军在革命年代和建国初期形成的独特传统也并未失亡殆尽。面对突如其来的转变,关于阅兵的中国叙事也由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84年,天安门广场迎来毛泽东去世后最大规模的国庆阅兵。尽管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此次阅兵在仪轨、口号与话语方面仍大致与之前保持一致,但在天安门广场可见的阅兵仪式之外,一种新的阅兵叙述正在仪式自身的时空外兴起。1986年,由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摄影的电影《大阅兵》在全国上映。(在线播放)与过往的军旅题材不同,这部聚焦1984年国庆阅兵中受阅士兵的影片并未将呈现的重点放在社会主义英雄史诗的传统叙事中,令人惊讶的是,这部电影在这项属于人民群众的神圣庆典中发现了离经叛道的“个人主义”。

相较《英雄儿女》等经典影片对革命军队无私精神的中心铺陈,《大阅兵》的镜头语言同样关注受阅部队集体训练的场面,但在千人一面的汪洋大海中,陈凯歌和张艺谋看到的更多是浪花的姿态,而非秩序井然的惊涛拍岸。在影片中,根植于个人与集体密切配合的队列艺术,往往成为个体意识的强力表达。在描写新兵刘国强陈述自己“不下火线”原因的一段戏中,这个年方十六、高烧不退的孩子说,他之所以瞒着战友、坚持训练,不是因为担心上司的批评或者他人的非议,而是因为只有站在队列中,他才能“听到战友心跳的声音”。听完刘国强的自白后,王学圻扮演的连长李伟成准许了刘继续训练的要求,尽管对这位年长的军人角色来说,“荣誉”、“集体”和“牺牲”才更像是士兵坚持不懈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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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刘国强的心声代表了新一代中国士兵对自身身份的理解,那么李伟成等人对大阅兵的疑惑,则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军人在传统沉浮时刻的焦虑。在严酷训练贯穿起来的影片中,陈凯歌安插了一次集体焦虑的群情爆发。吴若甫饰演的士兵吕纯在集体会中直言不讳:“现在这年月,谁没有一点私心?我们四百个弟兄每天起早贪黑,为了什么?像机器人一样走路!……孙指导员,你知道现实世界里的人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吗?你以为我们在这儿搞一个小小的阅兵,他们就会热血沸腾么?谁会理解我们军人的难处,时代早就变了!”在吕纯这样的老兵看来,在这个“变了的时代”里,士兵的境况和阅兵的意义早已不复往日,形式化的阅兵已失去了过往岁月中千人唱、万人和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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