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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谈钢铝关税和美中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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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

VOA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3月13日专访了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谈到了钢铝关税和美中贸易关系等话题,包括美国为什么要征收关税?美国如何看待国内和盟国的反对声音?美国会不会为此蒙受损失?美国担心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吗?

记者:部长先生,很高兴见到您。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很高兴见到您,格莱塔。

记者:总统对钢铁征收25%的关税,对铝材征收10%的关税,为什么?

罗斯:有几个原因。这两个产业因高度补贴和不公平的外国竞争而受到重创,这些竞争在部分程度上造成荒唐的全球产能过剩,而这又以中国为首。

记者:但是要征关税,你必须要有某种授权。宪法赋予国会这种权力,除非有法规允许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采取行动,或者我们也可以诉诸于世贸组织。我们有这些选项,对吧?

罗斯:是的。这些年来,我们发起了很多涉及钢铁的贸易诉讼。我们事实上对不同国家发起过100多起反倾销或反补贴关税的诉讼。发起了104起,针对34个国家。所以这是个十分普遍的问题。从单一国家来说,中国向来是最大的违规者。因为这些措施必须要遵守世贸规则,中国最近做的更多的是,他们说要精确到产品,在一起诉讼案中,甚至说要在0.2毫米内,他们还说要精确到国家。这就让他们较为容易规避惩罚,因为你可以改变一点尺寸,生产上加工一下。或者不管有没有进一步加工,还可以通过其他国家转运。所以关税的问题是,虽然限制了行为,但是并没有真正解决整体上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开始通过其他国家冒出来。

记者:所以原因是经济上的还是国家安全方面的?因为我理解的是,总统没有走世贸组织,很可能是因为能被规避掉,容易被钻漏洞,而且程序繁琐。但是他是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赋予的法律采取行动的。所以说,是经济上还是基于国家安全?

罗斯:232条款中在这里适用的技术性条款定义的相对宽泛。包括的因素有就业影响、关键产业的健康持续状况,还有很多非专业人员通常不会认为是国家安全的东西。不过你听到过我们的一些国家安全顾问还有我们的国防部多次说过:“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

记者:我们进口的钢铁多数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和韩国。只有4%的钢来自中国。你如何平衡国家安全和经济影响。即便是从经济的角度,从中国进口的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罗斯: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中国是世界产能过剩的主要来源。全球有大约4亿吨的产能过剩,半数在中国。中国的经济体量虽然比我们小得多,但是现在每月的钢铁产量比我们一年的产量还要多。想想这种比例上的失衡吧。他们每年出口1亿多吨钢铁,出口了之后,他们还有很大的产能过剩。他们钢铁的出口量相当于美国钢铁的消费总量。非常不成比例。我前面和你提到的那些原因,转运,生产时稍微改变下形状,所有这些因素都让人觉得不像以前那样全是中国的问题。但是问一问美国或欧洲的钢铁产业里的任何人,他们都会告诉你,真正的问题,真正大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记者:为什么这次征关税时让加拿大和墨西哥得到豁免?

罗斯:有几个原因,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限制与它们的活动,但它们也是我们钢铁的两个重要出口市场。加拿大和墨西哥占了我们钢铁出口总量的大约90%。所以说,如果我们关闭了与这两个国家的双向贸易,我们得不到好处,反而会破坏很多非常重要的活动,其中重要的一个是北美大陆的安全。

记者:中国对关税做出回应了吗?你有没有听到中国商务部的消息?

罗斯:他们对此予以批评,但尚未表示会采取什么确切行动。他们表示,很可能会向世贸组织抗议,因为虽然法律不受世贸组织约束,但我们仍然是世贸组织成员。

我们相信,我们在世贸组织可以拿出很好的国家安全理由,因为世贸规则明确有国家安全方面的内容,我们与各国的自由贸易协定里也有。

记者:如果我错了请纠正我。世贸组织的法官,不论他们的裁决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美国,如果日内瓦的法官告诉一个主权国家什么是国家安全,什么不是,我认为不太寻常。我不清楚以前是不是有过这种情况。

罗斯:我不认为以前有过。我认为,这是众多阻碍之一。如果世贸组织告诉我们的总统什么符合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在美国会非常不受欢迎。

记者:可是美国别的一些公司或组织、产业和部门提出了抱怨。比如,我注意到,大豆,美国生产大豆的人不喜欢征收关税的想法,因为中国购买60%的大豆,而他们担心中国不再买大豆了。

罗斯:是的。可是首先,大豆是中国饮食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是中国人饮食结构中非常重要的蛋白质来源。我们是世界大豆市场的一个重大因素,我不是很确定中国能否找到替代来源,取代我们的多数大豆。不过,就算他们真这么做了,日本和其它市场如今也在消费这些大豆。所以,中国要找到其他大豆生产方,必须要付高价,他们只能这么做,才能让巴西、阿根廷这样的国家,从传统客户转移走,改为替中国生产大豆。他们必须付高价,这就会让中国增加成本,而这又为我们的大豆生产商打开市场。所以,临时的干扰可能会有,但在我看来,最终不会有巨大的净损失,这是因为,货物转向中国后会出现我们可以填补的真空。

记者:我采访过川普总统很多次,那时他还不是候选人,还没当总统,只是商人。他总是爱说,中国在坑美国。每次采访中,甚至在我根本没有问这个问题时,他都会插话表达这种观点。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样的差异?比如说,中国对美国汽车收的关税这么高?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罗斯:我们为什么走到这一步非常耐人寻味,这跟美国之音的历史几乎也有一些关联。二战刚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政策上的决定。美国那时有着巨大的贸易顺差,事实上,直到1970年代中,我们都是顺差。不管怎么说吧,二战刚结束的时候,在政策方面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们必须帮助欧洲和亚洲重振,走出战争劫难。所以我们有意减少了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壁垒,有意向他们提供马歇尔计划和其它形式的援助。在当时这可能是很好的公共政策。他们的错误是,没有制定或标明时间限制。所以,想想看,当时给德国做出的让步完全恰当,可是现在已经不是1950年代初了,德国现在是超级出口大国了,有巨额的贸易顺差,是非常强大的国家。所以,我们的政策没有与时俱进。结果呢,我们处在这样一个荒唐的环境下:来自美国或多数国家的汽车,如果出口到欧洲,有10%的关税,是我们征收的关税的四倍。然后在这之上,还有增值税(VAT),把关税的影响又略微扩大了。对中国来说,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还是个艰难奋斗、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他们对汽车征收的关税是25%。他们现在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这是因为我们的贸易逆差有两个根本来源。一个是地理性的,那就是中国;另一个是产品,那就是汽车。所以,如果我们要想以有意义的方式减少我们的整体贸易逆差的话,我们必须解决中国问题和汽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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