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却军营在时代更迭中的焦躁和新一代士兵的独特意识，集体主义和无私精神在后克里斯马时代的松动，还表现在旨意含混的只言片语之中。在影片中，刘国强的同乡郝小园将阅兵训练视为服务国家的义务。但和为了国家使命、割舍个人私情的革命先辈不同，郝小园认为，通过阅兵训练对国家义务的履行本身就是对连队这个大家庭的回馈。在他的意识中，连队首先不是基于使命和服从的“战斗集体”，而是一个兄友弟恭、相互扶持的生活世界。在这个理想世界里，亲情、乡情和手足之情，才是维系士兵对国家忠诚的基石，正如排长江俊彪在洗澡时给指导员孙放提出的问题（小孙，北京到底是个啥样呀？），“国家”在《大阅兵》中与其说始终在连队家庭生活中隐而不见的核心，不如说只是一个个“外省青年”出于机缘巧合、产生交集的陌生人。

时代可能真的变了。在一段表现烈日下军姿训练的镜头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汗如雨下却仍屹立不倒的钢铁士兵，或是悲壮旋律中与自我不懈斗争的英雄容颜，张艺谋让我们看见，饱受烈日炙烤的士兵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又不断被担架抬回营地。对这个饱受争议的镜头，陈凯歌在一次采访中如此回应：“我想借这部电影追问一个问题，个体能否在洪水猛兽般的集体权力面前生存，还是注定就此毁灭？我的结论是，个体必将毁灭。”

陈凯歌将阅兵视作“将个体合成为群体的过程”。在这一语境下，他对集体主义的怀疑使阅兵故事的重述，也就间接转化为对阅兵本身的拷问：对“爱国精神”的追求，是否有必要以士兵灵魂与身体的痛苦为代价？有没有一种理由或者使命，足以使人类身体的机械化成为正当的存在？从陈凯歌的自白来看，阅兵在他眼中，或许只是国家控制士兵身体的装置，无论是领袖在场之时、还是谢幕之后。而“时代变了”，也只是释放阅兵本质的一个契机。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时代文本的《大阅兵》，同时持有跳出时代的野心。

不过，在故事的最后，《大阅兵》仍然在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和解。为了阅兵的顺利进行，故事中的人物再次回到了我们熟悉的命运模式之中：心存不满的吕纯回到了训练场，发烧上阵的刘国强住进了医院，身患重病的老连长李伟成则在最后一刻放弃了受阅机会，以求连队在阅兵中有最佳表现。

对他们来说，阅兵已不再是一场事关宏旨的使命或者训练，而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大时代中无可回避的平乏生命和精神寄托。政治的艺术化，因此就不再是艺术政治化的同题，而是所有人生活历程中无从驱赶的幽灵。

刘亦凡整理自：The Charisma of Power and the Military Sublime in Tiananmen Squar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0, No. 2, 2011. 作者：Haiyan Lee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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