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冲突与全球伦理之可能

全球化已经不可阻挡地席卷了全世界。这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的全球性关联，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张，正如当·布朗宁（Don Browning）描述的那样 — “通过毫无约束的资本、跨国性劳动力的流动以及国家之间自由贸易的形式，资本主义得以全球性的传播。”另一方面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资本流通与信息沟通愈发便捷，超越了传统疆界的限制。今天，我们所观察到的宗教复兴现象具有了全球化时代的很多特色——某些方面恰好是对全球化的反应。

首先，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的同时，更明确地凸显出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不平衡，这不仅反映在发展的速度，更反映在对现代化、世俗主义等价值的认知。

必须承认，所谓现代社会的世俗主义是欧美（基督教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经验的结果，由于西方社会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强势而演绎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即使如此，就如同现代化在全世界发展的不平衡状态而出现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一样，在世俗化问题上，各个国家采取的策略也有很大的不同。尽管目前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政教分离的架构，还是有一些国家依然是政教合一的体制，有些政教分离国家的政党也有浓厚的宗教背景。需要认识到，政与教不是那么容易分离的，即使在政教分离已经写进宪法的美国，总统就职宣誓还是把手放在基督教的《圣经》上。

在前现代的历史上，宗教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政治、军事、艺术以及民众的社会生活，不但世俗化无法在短时间内真正根除宗教的影响，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福利制度以及社会化方式都带着宗教的色彩或继承了传统宗教的智慧，这就是贝拉所谓的“第二伦理语言”。而在今天，“原教旨主义”的出现一方面吸引了某些担心世俗主义价值将会摧毁其固有的生存方式的信徒，另一方面也吸引了某些致力于挽救现代道德危机、期望宗教道德责任复兴的人群；在现代化过程中失意的群体、失败的国家往往从宗教那里寻求动员的力量以及在强国面前得到自我存在的证明。

第二，全球性人口流动，带来了宗教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流动和宗教发展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传统上，伴随西方国家在非洲、美洲和亚洲等广大地区的殖民主义运动，使得基督教超越了地域限制成为世界性宗教。而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来自亚非拉人口向欧美国家的大规模移民，也改变了全球文化和宗教的流向。超出意料的情况就发生在世俗化的欧洲，当大量的新移民从中东、北非等地区进入欧洲国家以后，这些国家寄希望通过文化“大熔炉”来同化外来移民的想法遭遇到了挑战。在除去东欧的欧洲主要国家中，现在有几十万、甚至数百万在文化、宗教及语言传统上完全不同的新移民，他们多数已经成为移入国的公民。显然，关于欧洲是世俗化的说法今天需要调整了，因为也许不少基督教教堂的信众仍在减少，但是不能忽略欧洲很多国家有越来越多新建的清真寺和虔诚地在清真寺祈祷的人口。

第三，现代化的世俗主义强调的普世价值，诸如自由、民主和平等，但是多元文化共存的现实令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普世价值受到挑战。显然，当全球化拉近来自不同文化、语言、宗教以及历史传统的人群，通过互联网瞬间传播的超越地域的各种信息，会使某些小事情惹出大事端的机率越来越频繁。围绕着普世价值出现了矛盾的现象：某些属于私人领域的宗教行为往往与某些公共政策相冲突，比如戴头巾的事件；某些个人自由表达会冒犯其他人认为具有神圣性的东西，比如用漫画来讽刺宗教领袖。

冷战结束之后，亨廷顿以“文明冲突论”警示世人，强调文明、族裔认同意识在未来世界事务中将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凸显宗教信仰、文化传统所导致的称霸与反霸冲突将日益尖锐化。“9. 11” 事件发生后，“文明冲突论”更是不断地被人们论及。早于亨氏的“文明冲突论”，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其世界体系理论中揭示了，产生于16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来就是一种特殊文明，但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这种“特殊文明”通过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被逐渐普遍化，并且在普遍化的过程中异化为一种维护“中心”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其实质就是实现中心国家文明模式的普遍化，最终导致世界性的文明冲突。因此，需要反思的是一种单一的发展模式如何被普遍化，成为当今世界不能挑战的意识形态，而并不在于渲染不同文明、宗教传统之间的所谓“冲突”。

显然，由多元的、具有差异性的文明参与的全球化过程，本身就造成了当代文明内部的一种矛盾和张力。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有其认定的、受到宗教支持的“天经地义”的价值，这里难有优劣之分，然而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这些天经地义的价值又往往具有相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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