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学者认为，基辅罗斯真正的后继者是加里支-沃伦公国，西南罗斯后来形成的乌克兰民族与东北罗斯的俄罗斯人的差异也就是在这几百年间拉开。而东北罗斯是鞑鞑化的东斯拉夫人，由于受到蒙古文化的侵蚀与其母体文化拉开距离。这种说法合乎事实吗？
库普里亚诺维奇：当然“鞑靼化”这个说法如果指整个俄罗斯历史的话，可能有些偏颇，他们也是罗斯人的后裔，是从基辅东北面一个小小的边远公国发展而来的。但在基辅罗斯文化最灿烂的时候，莫斯科还是蛮荒之地，十二世纪初文献中才第一次提到“莫斯科”这个小村子。那里是后开化、文化最落后的一支，又在鞑靼人的金帐汗国统治下度过两百四十年之久，贵族间的通婚使将近百分之二十的人具有鞑靼血统，留利克王朝最后一任沙皇、曾经的外戚鲍里斯·戈都诺夫就是鞑靼人。从现在的一些姓氏当中都可以知道那些人家族具有这种历史延续性。十五至十六世纪瓦西里三世、伊凡四世建立了莫斯科罗斯，这个阶段的西南罗斯进入了与莫斯科罗斯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十三至十五世纪是乌克兰民族发育成长阶段。
但是俄国人从基辅罗斯发源的概念出发而有意忽略掉乌克兰民族与他们不一样发展过程。在俄国人看来，所有的东斯拉夫人都是俄罗斯人，如果谁不承认这一点就是俄罗斯人的敌人和叛逆。从苏联时期的史学开始就有意塑造俄罗斯的历史最长，文化最悠久。现在除了那些“欧亚主义者”，俄国学者尽量回避谈论蒙古统治造成的影响，这恰巧说明，鞑靼蒙古人对莫斯科罗斯的影响是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这些因素并不影响莫斯科的后发优势，而且世界文化本身就是在多民族的碰撞和融合下发展起来的。
有一些民族从来没有自己的国家，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必须要有自己的国家，比如斯洛伐克人，比如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以前从来没有自己的国家，这并不妨碍他们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俄罗斯民族喜欢把一些其他民族的历史加入本民族的历史中去，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历史拉长，把自己的文化和世界文明中心拉近，把自己打造成世界主流文化血脉的嫡亲民族，不论沙皇时期还是苏联时期都是如此。有一些国家比如格鲁吉亚被俄罗斯吞并以后，俄罗斯把人家的历史变成了自己的历史，当作自己悠久灿烂文化的资本。说白了，这是俄罗斯人的自卑情结作祟，他们需要确保自己高于其他民族一等，把自己的文化努力塑造成世界第一。其实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彼时的快慢与此时的快慢是在相互消长，各个民族的发展本来就不平衡，乌克兰也没有以基辅文化发源地而自傲。但是不能“倚强凌弱、以大欺小”这些道理应该是所有民族都遵循的，在现代国际关系准则中就更应该如此，现在人们总结一战、二战的教训不正在于此吗？
乌克兰问题的深远影响
乌克兰局势是冷战以后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对未来的影响远远大于“9·11”。有人说，后冷战时代的一个转折点是“9·11”事件，但乌克兰事件的影响从长期看会超过“9·11”。现在很多评论在讨论，乌克兰事件后是否会进入“新的冷战格局”。我们觉得新的冷战不会产生。冷战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峙，现在的俄罗斯显然不是为了意识形态的目的与西方对抗。俄罗斯既不是为自由主义，也不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所以说现在的局面不是冷战。但是有可能比冷战更危险，因为意识形态一方面具有进攻性，但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对国家的行为、人的行为是有规范的。
现在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的冲突显然不是为了维护某种信仰，普京也不信社会主义，但是这并没有降低俄罗斯扩张的危险性。现在的俄国很像沙皇时期，沙皇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对周边的扩张让四邻胆战。
库普里亚诺维奇：的确，您的看法与我的一些观点不谋而合。苏联本来就具有帝国的性质，是红色话语包装下的帝国实践，现今俄罗斯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建构“合成”进去大量沙俄帝国的内容，完全成为一个“新帝国”。如果没有大的转机的话，俄国将进入历史上第四个与西方对峙的阶段，这四个阶段分别是彼得大帝以前、俄国内战期间、冷战时期和现在。它造成的深远影响人们现在还来不及从容分析。俄罗斯“脱序”的孤立政策和向东策略将会越来越明显，这会加剧俄罗斯的愤懑、易怒，行为的极端化。从普京现在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很像两百年前的一位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你们是否知道这位历史人物？
太熟悉了，1980年我的硕士论文写的就是这位沙皇在位的十九世纪前二十五年。亚历山大一世在欧洲的诨号是“北方的斯芬克斯”，所有的人无不为他模棱两可的性格感到惊讶。亚历山大年轻的时候被人们称为“自由主义沙皇”，他早年间对自由主义的“密友委员会”言听计从，改革家法制派人物斯彼朗斯基是他的座上客。他的名言：“一旦我执掌朝政，我将致力于赐国家以自由，从而防止它再度沦为疯子手中的玩物。”他为解放农奴和使俄国走上法制社会进行过不小的努力。在外交上，他前期也是努力搞好与西方的关系，缓和他父亲与英国的矛盾，把法国视为友好邻邦，同奥地利恢复邦交。1814年打赢“俄法战争”以后是他的一个转折点，2014年恰恰是两百周年。
1814年亚历山大发生了一个根本转变，在国内搞专制，恢复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密警察制度，任命阿拉克切夫为国防大臣，把斯彼朗斯基流放到彼尔姆。完成了一个从“自由主义的沙皇”向专制君主沙皇的转变。在对待波兰问题上，拿破仑要求建立一个与西方友好的独立自由的波兰，而亚历山大认为波兰必须完全臣服于俄国的统治，并被建成对付西方国家的前沿堡垒。其实何止亚历山大，俄国在位比较长的沙皇都逃脱不了“前期开明和后期专制”的“北方魔咒”，叶卡捷琳娜二世不也是从伏尔泰的信徒变成对内专制对外侵略的沙皇吗？
库普里亚诺维奇：您比较一下，虽然相隔两百年，但这两个人是有一些共同规律的。普京第一、第二任期是把利哈乔夫、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物作为国师看待的。普京的特点是缺乏明确的目标模式，他为人们捉摸不透他的重心在哪里而感到骄傲，实际上这是一种缺乏远大而恒定的方向的表现。现在很多人都在批评叶利钦，其实叶利钦一直到晚年都是能够进行自我反思和批评的，是听得进不同意见的。而普京现在已经到了听不进不同意见的状态了。普京认为，危机全部来自外部，俄国处在敌对国家的包围中，他作为领导者没有任何问题。
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媒体是怎样评价普京的。俄国和西方媒体都认为普京“深谙柔道之术”，克制力极强，鲜有过激举动，左右逢源，横纵捭阖，兼容并蓄，在对外方面的“全方位”战术，搞平衡外交，坚定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普京多次表示“俄罗斯是欧洲国家的组成部分，我无法想象自己的国家被隔离于欧洲和世界文明之外”。强调俄罗斯的欧洲属性，为“融入欧洲”的外交方针寻找历史根据。虽然他从第二任期起在内政上已转向威权主义，但是外交上的灵活性一如既往。
从普京的第三个任期看来，俄罗斯距离欧洲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此前融入欧洲的努力在乌克兰事件中全都被普京葬送掉了。我的担忧在于：“好斗的俄罗斯”卷土重来。它带来的两个后果：加剧了俄国的孤立化，自我封闭化，俄罗斯到处散发着“新帝国综合征”的霸道，领导层中散发着成熟的帝国思维方式。普京乐意看到周边都处在“恐俄”的氛围中，俄罗斯与欧洲又处在泾渭分明的两股道上。但愿这样的推断不准确，现在盖棺定论为时尚早。
您刚才提到普京把索尔仁尼琴尊为国师，索翁在反抗极权方面的确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他也是一位典型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他总嫌苏联当局在争夺领土和实际利益方面太软弱。普京的“右翼强国梦”与他的煽火不无关系。为什么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国内问题上会保持冷静的反思和批判能力，但一涉及民族问题，一涉及乌克兰问题，都会力挺普京政权，就连戈尔巴乔夫都认为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是恢复历史的公正”，表现出狂热的俄罗斯大民族主义的咄咄逼人的一面？
库普里亚诺维奇：这涉及民族起源、情感归属、身份认同、共同的历史记忆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每个民族当事关民族问题是总是能够调动最大多数人群的情绪高涨，领土安全又是个极度敏感的问题。但是俄罗斯的民族主义“霸权型” 和“优势群族”心理是有历史传统的，后苏联阶段做着“新帝国”梦想的人不在少数，没有了主义信仰的凝聚力，民族主义成为人们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了。十九世纪时就已经有很多学者提到，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终点，就是乌克兰问题的起点。在俄罗斯人们容易被狭隘又狂热的民族主义的浪潮裹胁，知识界也生活在尘世间未能例外。有人评论说，俄罗斯知识分子中少有在民族问题上能够逃脱唯我独尊的“国家主义”的陷阱的，俄国人，哪怕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一到民族问题上就容易“迷失方向”。冷静、理性的学者也不是没有，只是被这种歇斯底里的声音覆盖住了，不属于主流。
现在波兰在学校里谈到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的教材能否使用？是教师自己选择教材，还是政府指定教材，不同观点的教科书都可以使用吗？
库普里亚诺维奇：在波兰没有任何限制，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应该使用什么教材，我的观点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我讲课内容与官方的口径不一致，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要我取得了教师资格，怎么教课完全靠我个人掌握，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涉。在波兰讲课、发表观点完全是自由的。在西乌克兰也没有问题，当然不喜欢乌克兰独立意识的人肯定有，亚努科维奇时期的教育部长甚至说，乌克兰这个民族是不存在的，在这种背景下东南部地区强调乌克兰民族意识的人肯定会感到比较压抑。但是这二十多年中总体说都是一个乌克兰国家认同加强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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