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解构李光耀:权威主义的正当性来自当权者的鼓吹

文化 sean 17368℃ 1评论

第一方面,从古典西方和现代西方之间的自由主义的继承性和断裂性的视角来看,阿马蒂亚·森认为西方的现代自由主义和古代自由主义是有根本区别的。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是:“所有的人都享有个人自由对一个良好社会是重要的。”这个命题可以看作是包含了两个具有不同意义的分命题:

(1)“个人自由的价值。个人自由是重要的,在良好的社会中应该确保每一个‘算数’的人都享有它。”

(2)“自由的平等享有。每一个人都‘算数’,向一个人提供的自由必须向所有人提供。”这两个命题的合题“个人自由应该在共享的基础上向所有人提供”才是现代自由主义的真义。与自由主义连锁的另一个命题是:“只有在宽容的基础上所有的人才享有真正的个人自由”。

这里也包含了两个分命题:

(1)“宽容的价值。对不同人的多样化的信仰、承诺和行动,必须宽容。”

(2)“宽容的平等应用。对某些人提供的宽容,必须合理地对所有的人提供(除非对某些人的宽容会导致对其他人的不宽容)。”现代自由主义具有以上两个基本特征,而古代自由主义则只有上面第一个特征。阿马蒂亚·森认为早期西方著作只是揭示了自由主义的第一个特征,即只是“现代民主和自由思想的根源,而不是其完整形态”。虽然“在特定的西方经典作家(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我们确实能找到的是对构成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完整概念的某些组成部分的支持。但是对于这些组成部分的支持,也可以在亚洲的传统中找到。”尽管“亚里士多德写了很多话来支持第一个命题,但由于把妇女和奴隶排除在外,他在捍卫第二个命题上几乎没有说什么。”

阿马蒂亚·森说,“事实上,以这种形式(现代自由主义)来提出平等是相当晚才出现的。” 森认为现代自由主义大约是在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才逐渐形成的,因此“由于欧洲启蒙运动和其他相对较晚的思想发展而成为常识、并得到广泛传播的那些价值观念,并不能真正地看作是古老的西方遗产——数千年以来实际存在于西方的文化——的一部分。”然而西方的现代自由主义者却热中于把现代自由主义扩充延伸至西方的古代,有“一种严重的从当今‘向后’推理到古代的趋势”。阿马蒂亚·森对此表示严厉批评。

第二方面,从自由主义的建构性要素(包括自由主义的第一命题和第二命题)来看,阿马蒂亚·森认为古代亚洲也和西方一样,存在着自由主义的第一特征。“绝对不要把存在这些要素,混淆于不存在与之对立的思想,即显然不强调自由和宽容的信条。在西方的古典著作中也可以找到提倡秩序和纪律的论述。”同样,在亚洲的古典著作中也可以发现提倡自由和宽容的思想,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亚洲传统中是否存在非自由的观点,而在于是否不存在倾向自由的观点。”在此,“亚洲价值体系的多样性——包容但又超越了地区多样性——成为一个非常中心的议题。” 阿马蒂亚·森主要从儒家思想和佛教两方面立论。

(1)“事实上,我一点也看不出,孔子在这方面(强调自由与宽容)比(比如说)柏拉图或圣奥古斯丁更加提倡权威主义。”

(2)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佛教作为一种具有传统建构功能的重要思想在亚洲所发挥的作用。“在佛教传统中,极其重视自由,而且,印度更早期的理论的一部分(佛教思想与它有关),就给个人意志和自由选择以充裕的空间。高贵的行为必须在自由中实现,甚至关于解脱的那些思想也具有这一特点。” 阿马蒂亚·森强调:“佛教思想中存在这些要素,并不否认儒家强调秩序井然的规则在亚洲的重要性,但认为儒家是亚洲,甚至是中国惟一的传统,则肯定是一个错误。既然对亚洲价值观的当代权威主义解释是如此集中于儒家思想,这样的多样性就特别值得强调。”

有人认为“自由主义”、“正义”、“权利”、“理性”、“宽容”、“平等”、“人类之爱”(“博爱”)等观念是“最主要的,也许甚至是绝无仅有的西方价值”。阿马蒂亚·森不由质疑:“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评介其他民族和社会,需要培育想像、尊重和同情。如果有助于这种培育的理性活动和价值从根本上说是‘西方的’,人们确实就会有充分的理由悲观失望。然而它们是吗?”他充满忧虑地说,“如果认为这些观念和价值里有某种东西根本就是‘西方的’,是专门与欧洲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反而会对它们在其他地方的应用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八)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对立足于强大经济实力基础上的强势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对全球文化与传统的压倒性冲击,亚洲文化和生活方式该如何应对?是否界定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为“独特的西方价值观”,而以另一种“独特的亚洲价值观”与之抗衡?究竟由谁来界定和解说“独特的西方价值观”和“独特的亚洲价值观”?这种回应方式是有效的和恰当的吗?如果说确实存在着一套“亚洲价值观”,那么这种“亚洲价值观”在面对强势“西方价值观”该如何进行有效而恰当的回应?阿马蒂亚·森首先肯定了西方经济和文化对全球的强大压力,然后设想了非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两种回应方式,并对这两种回应方式的有效性做出了规范性的评介。

1.“文化帝国主义”现象不可否认地存在。阿马蒂亚·森认为:“当代世界由西方支配,而且尽管昔日世界统治者的帝国式权威已经下降,西方的支配地位仍然强大如故——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文化事物上,甚至比以前更大强大。”挟经济支配地位而来的“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在削弱和破坏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道德”方面具有“压倒性力量”,这“对任何一个关注传统价值和本土文化模式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可是,“当今全球化的世界对本土文化的威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这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回应和回应的有效性。

2.第一种回应方式:“停止贸易和经济的全球化”,文化回应也与此类似。阿马蒂亚·森指责为“一个不现实的解决办法”,因为“在一个由广泛的技术进步——它赋予现代技术以经济竞争优势——所推动的竞争世界中,经济交换和劳动分工的力量是很难抵抗的。”文化上也同样如此,“使用计算机的技能以及从因特网及类似设施上获得的好处,不仅改变了经济可能性,也转变了受这些技术变化影响的人们的生活。同样,这并不一定是令人遗憾的。”

3.第二种回应方式:经济方面,采取“协同的努力”,“使全球化的形式对就业和传统生活产生较少的破坏,并实现渐进的变迁。”文化方面,采取“公共讨论”和“人民参与社会决策”的方式。这是一种“恰当的回应方法”。为什么说它恰当呢?从经济方面来看,“因为全球贸易和商业可以如亚当·斯密所预见的那样为每一个国家带来更大的经济繁荣。但是也可能会既有输家,又有赢家,即使合计的净值是增加的而不是减少的。”因此“为了变迁过程的平稳,除了要为在全球变化中利益——至少在短期内——受到损害的人提供社会安全网(通过社会保障和其他扶助性安排的形式),还必须提供再培训和学习新技术的机会(给那些不然就会失去工作的人)。”

从文化方面来看,文化回应与经济回应“具有迥然不同的性质”。阿马蒂亚·森说:“当出现一种经济上的调整时,人们不会为废弃的生产方法和淘汰的技术而落泪。”即使“人们对某些专门的、高雅的东西(例如一台古老的蒸汽机,或一台老式时钟),可能会有一些怀旧情绪,但一般来说没有会特别想要老式的、淘汰的机械。”然而,“在文化事物方面,消失的传统却可能令人百般怀念。放弃古老的生活方式会导致极度的痛苦和深深的失落感。”故而处理文化转型和文化更新(即文化现代化)问题不能采取与经济转型(经济现代化)同样的方式,文化转型和文化更新既有与经济转型可以同步的一面,又有与经济转型相区别而不可同步、不可化约、甚至不可转型的独特路径。不理解这一点,就会对文化转型和文化更新采取简单粗暴的处理方法。

阿马蒂亚·森认为这是“具有一定严肃性的问题”,不可等闲视之。如果一个社会决定要那样做的话,“传统文化与旧的生活方式是可以保存下来的”,但是应该由哪个社会来决定它是否要采取行动以及采取什么行动来保存旧的生活方式,或许甚至为此要付出相当大的经济代价?阿马蒂亚·森指出:“问题在于要在为这种保存而付出的代价,与这个社会对所保存对象和生活方式所赋予的价值,二者之间保持平衡。”为了对这样的选择做出理性的评介,“最重要的是,人们要能够参与对这个问题的公共讨论。”即,“社会上不同群体的人们(而不仅仅是有社会特权的人们),都应该积极地参与制定应该保存什么、放弃什么的决策。”对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保存是有选择性的而且蕴涵极为复杂的情感因素,不能全由强势群体说了算。“为了社会正义”,必须允许人民“能够参加这样的社会决策”。阿马蒂亚·森说:“并不存在强制性的理由,一定要保存——即使代价极大——正在消失中的生活方式的每一个方面,但确实存在真正的需要——为了社会正义——让人们能够参与这样的社会决策,如果他们选择要参与这种决策。”要使人民真正具有这种文化参与的决策能力,政府必须重视培育人民的下列可行能力:A.“阅读和写作(通过基本教育)”;B.“得到充分的信息和通报(通过自由的传播媒体)”;C.“拥有现实的自由参与机会(通过选举、公决以及公民权利的普遍实施)”。代世界的交往和交换要求基本的生活可行能力(教育、培训、医疗等),文化机会的公平,与经济机会的公平一样,可以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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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李家坡还不知道能走多远呢
    匿名2015-03-31 23:27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