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亚洲价值观”论者对儒家思想、尤其是对孔子的解读来看，阿马蒂亚·森认为存在着严重的“单读”和误读，“孔子的思想比起经常归于他名下而倡导的格言要复杂和精致得多”，而且标准化的解读“对孔子本人教导中的多样性也是不公平的。” 阿马蒂亚·森既认为“孔子（并）没有提倡盲目地服从国家”，甚至孔子也“没有放弃教导人们反对坏的政府”。又认为孔子清醒地认识到“忠于家庭和服从国家（想象中的亚洲价值观大厦的两根大柱），有可能相互间发生严重的冲突。”阿马蒂亚·森还认为“亚洲价值观”论者忽视中国文化中的其他论者、其他学派或其他文化传统，以及忽视亚洲地区的其他文化。
（五）从“亚洲价值观”论者论及的文化地理范围来看，印度文化往往也是他们考量的文化因子，但“如果我们转向印度传统，我们实际上可以发现对自由、宽容和平等的多种多样的观点。” 阿马蒂亚·森认为“在许多方面最令人感兴趣的关于在平等基础上要求宽容的思想”，可以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帝国的统治者阿育王（Ashoko）的著作中找到。
例如阿育王在艾瑞噶迪的敕令碑文中说：“人一定不能毫无理由地尊重自己的部族或者藐视他人的部族。仅仅在有特定的理由才可以轻视别人，因为其他人的部族全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得到尊重。一个人如此行事，就提升了他自己的部族，同时又给其他人的部族带来好处。一个人相反地行事，就伤害了他自己的部族，同时又给其他人的部族带来坏处。一个尊重自己的部族、同时完全从对自己部族的依恋出发而藐视其他人的部族的人，意在增强自己部族的荣耀，实际上通过这样的行为造成对他自己的部族最严重的伤害。”
阿育王甚至要求“把宽容给予所有的人，包括他所说的‘森林人’，即生活在前农业经济状态下的部落。” 阿马蒂亚·森说，阿育王提倡的“平等主义和普遍宽容”的思想，对某些“亚洲价值观”论者来说，“可能象是‘非’亚洲的”，但“却深深扎根于在此之前若干世纪在印度知识分子群体中就已经非常流行的分析。”即使是“常常被引用来证明在印度古典传统自由和宽容是不受重视”的考底利耶也认为“否定上等阶级——称做阿亚（Arya）——的个人自由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虽然考底利耶的关注对象只是限于社会上层群体，但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考底利耶形成了“一种关于良好生活的观点”，“它与一个以自由价值取向的伦理体系，是完全相融的。”而“与古希腊思想中关切对象只是自由男性而非奴隶或妇女没有大的区别。”
（六）作为“亚洲价值观”的一部分，“由于当代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在中东的斗争——的经历，伊斯兰文明常常被描绘成对个人自由基本上是不宽容和敌对的。”但是，确实是这样的吗？阿马蒂亚·森强调，“一种传统之内存在多样性和差异，这同样也适用于伊斯兰文明。” 西方价值观中的排他性和亚洲价值观中与之相对的排他性，各自强化了对方的价值观的同一性和自己价值观的认同性，“在这种对比的同一性下”，阿马蒂亚·森说，“西方诋毁伊斯兰教的人以及新的拥护伊斯兰教遗产的人都不怎么谈论伊斯兰教的宽容传统，而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传统至少与它不宽容的记录一样重要。”
阿马蒂亚·森以印度、土耳其和伊朗等地的伊斯兰文化为例，并且与同时期的西方（欧洲）相比较，以说明究竟哪种文明更不自由、更不宽容、更不平等。当然阿马蒂亚·森意在凸显伊斯兰文明有自由、宽容、平等的一面，而西方文明也有不自由、不宽容、不平等的一面。
1.1556——1605年间在位的印度莫卧尔帝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皇帝阿克巴虽然谈不上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而是“一个强有力的君主”，但是他“强调多种形式的社会和宗教行为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他接受了不少不同类型的人权，包括信仰与宗教实践的自由，而这时在阿克巴时代的欧洲各地，是不容易得到宽容的。”特别是在1591——1592年的敕令中，阿克巴谈到：“人不应该在宗教事物上受到干预，每个人都应该被允许选择自己所中意的宗教。” 阿马蒂亚·森还特别提醒：“当阿克巴发布那些敕令的时候，宗教法庭正在欧洲盛行。” 阿克巴和大多数其他莫卧尔皇帝为政治和宗教宽容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良好范例。
2.“土耳其的君主们比欧洲同时代的君主们更宽容”。
3.“在巴格达和开罗也可以找到大量的这种例子”。如出生于欧洲的12世纪的犹太学者麦莫尼德斯（Maimonides）为了逃避当时欧洲对犹太人的迫害，投奔到了宽容的开罗并得到萨拉丁苏丹（Sultan Saladin）的庇护。
4.11世纪伊朗数学家阿巴儒尼（Alberuni）就已经“注意到——而且抗议——以下事实：即‘歧视外国人是所有国家相互交往中的常态’。”因此“他一生中很多时间致力于促进他所在的11世纪的世界的相互理解和宽容”。很容易再举出更多的例子，“对自由的珍视并非只限于一种文化，而西方传统也不是使我们得以掌握以自由为基础来理解社会的方法的仅有的一种文化”，伊斯兰文化也非自外于以自由为基础的文化之外的文化，而只是“权威主义的‘亚洲价值观’观点的当代倡导者立足于非常任意的解释，以及对论者和传统的极其狭隘的选取。”
（七）作为与“亚洲价值观”相反相成的“西方价值观”真的是西方独特的吗？“亚洲价值观”的凸显是否与西方学者一味地强调“西方价值观”的独特性有紧密关联？西方学者为什么一再声明“西方价值观”的西方渊源和西方特例？这是否又是一种与“亚洲价值观”论者的合谋？即认为西方思想独特的西方思想模式是否是对“权威主义的亚洲价值观”思想模式的“经常性”的“间接支持”？“西方价值观”是否“天定命运”地注定要从外部强行灌输到“完全不存在西方价值观”土壤的亚洲或世界其他地区？倘若如此，亚洲产生“水土不服”和“文化排异”怎么办？而这种“排异反应”是否就意味着“亚洲价值观”的强调？阿马蒂亚·森不同意“文化界域”说，即认为“理性活动的范围受到文化差异的限制”，特别反对把“像宽容、自由和相互尊重这样的价值一直被描述成‘专门文化的’，并且基本限于西方文明。”
他认为西方取得的一系列经济和殖民成功与启蒙运动以来的学术传统及其世界比较视野导致了西方对自身价值观的反复强调和自我申张。（1）“在美国和欧洲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哪怕只是隐含地——假定，政治自由和民主所具有的首要地位是西方文化中一种基本的和古老的特征——那是不容易在亚洲找到的。”（2）西方学者认为“儒家思想中所隐含的权威主义，与深深扎根于西方自由文化中的对个人自由与自主性的尊重，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对比。”因此，“在非西方世界里促进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西方推动者，经常认为这是把西方价值观带到亚洲和非洲。”而“全世界”是被“邀请”加入“西方民主俱乐部”，赞赏并认可“西方价值观”。 阿马蒂亚·森并不赞成上述观点，他从两方面对自由主义（自由和民主的建构性和工具性性能）的西方独特性作了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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