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官员说，在杨茂良主政期间，果敢地区的毒品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杨氏兄弟本身就是大毒枭，大毒枭主政果敢，更主要的是他们把毒品出口的主通道，指向了中国境内，一度给中国云南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中国公安部当时把杨氏兄弟列为对中国危害最大的大毒枭。

1994年，杨茂贤在潜入中国临沧地区贩毒时被抓获，同年由临沧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死刑。杨氏兄弟先是宣称要给中国政府出多少多少钱，想赎回杨茂贤的命，中国方面不为所动。杨氏兄弟于是叫嚣要武力报复，杨茂贤的儿子还猖狂地把一尊钢炮架到了相邻的中国南伞口岸海关前，以示威胁。中国方面迅速调集部队，严查封关，这使得果敢的主要经济来源断了（无论是日常消费还是商贸都是靠中国），一下导致果敢民心倒向。

1995年11月12日，彭家声与其女婿“果敢东部同盟军”司令林明贤，联合缅政府军数营兵力，入驻果敢。杨氏兄弟被迫从此逃离果敢地区。“果敢王”彭家声重新控制了果敢。而缅政府军则趁机控制了老街至清水河42公里几乎所有的军事制高点。

1995年12月20日，缅政府、彭家声、果敢三方成立了“果敢临时政府”。

为了调查大烟种植的原生态，2002年4月20日，记者去到果敢西山区大水塘。副区长李树林和派出所所长赵小德带记者到附近山头，看3月底4月初收割了的罂粟地。地里是一片片已经枯干了的罂粟，偶尔还能看见有晚熟的罂粟青果生长。地里堆着一地已经收割过的鸦片果。

当时缅政府军和同盟军一直在做铲除种植罂粟的工作。政府人员在大水塘砍掉了种植面积在2000拽左右的罂粟（当地人没有亩的概念，以产鸦片量缅斤“拽”来计数产地面积。“一拽”是指一缅斤，合3.3市斤）。旧历的八九月间，正是往常种植毒品的时候，缅政府提供了豌豆、麦子种子，改种了1000多拽麦子、蚕豆。但山民还是习惯性种了很多罂粟，政府人力有限，也难以监管到那么偏远的地方。

一般只要有四五个劳力的家庭，很容易就可以种上七八亩罂粟，每亩大约可产一拽鸦片。一般四五拽可以生产出一件货（750克）的海洛因。大水塘地区烟农零零星星收了1000多拽鸦片。在没有禁种前，这一地区每年可以产4000多拽鸦片膏。

收购者往往在每年下种罂粟的时候就来了，他们赊账给烟农，到收购时再扣除。收购价钱不好时，每拽才卖1600－1700元人民币。年成好时，一拽就可以卖到5000－6000元。年年发财的都是收购者与制造海洛因者，烟农贫穷依旧。

留着余香的罂粟地

果敢特区政府承诺在2003年全境成为无毒区，2000年就对烟农下达了禁种令，2001年允许限量种植最后一季罂粟。从2002年起，再不许任何人种植罂粟。

记者指着一地晒着的罂粟种子，问:“晒这些种子做什么用？”烟农笑了，说:“那些是晒干了用来磨粉熬芙蓉汤喝的，成熟的罂粟种子完全无毒，鸦片子的含油量超过50％，还可以榨油。真正用来播种的种子是不能晒的。”

烟农告诉记者:“一般是每年农历的八月份播种罂粟，一个来月苗就长成绿油油的了。到开花前上坡除一两次草，基本不用再经管。春节过后几十天，就到了鸦片果收获的时候了。”

果敢在中国开展的跨境替代种植帮助下，铲除毒品经济，与世界主流文明接轨，重新融入现代社会。记者所著《解毒金三角》一书提到“据云南植物学家多年研究，因生物间奇妙的作用，凡种植过罂粟的土地，改种大叶种普洱茶后，茶叶别具一种香气。”这段话被果敢当地的美乐茶庄拿来当作商标贴注，向中国推销他们在鸦片地里进行的替代种植产品茶叶。

烟农反映:替代种植如茶叶的价钱，都远远低于鸦片的收入。果敢坝子上搞的替代种植品是橡胶和甘蔗，因为这几年中国那边糖价下挫，南伞糖厂也不怎么来收购了，茶叶也卖不出去，因此本烟农对替代种植热情不高。

是年4月初，中国派出20多人配合缅甸禁毒人员在果敢查抄毒品，当地烟农说，这一行动后“没人敢公开摆卖了，烟价跌到了金三角罕见的低价。”果敢公安局官员承认“禁烟使得毒源地百姓生活水平下降”，但他们说:“禁烟是无条件的。”

原载于《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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