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拉尔德·柯蒂斯认为：“强化美日同盟应是奥巴马政府的目标，这一目标应该以不激起中国疑虑的方式进行，不要让中国觉得美国意在拉日本推行遏制中国的战略。”如何做到柯蒂斯所说的两者兼顾，对美国来说是个高难度的要求。但不管怎样，中国因素在强化美日同盟的同时，也在强化美国（或许还有日本）对同盟关系的疑虑。

与中国和美国分别影响美日与中日双边关系不同，日本的角色更多的是被影响。1990年，日本利用中国外交上的短暂孤立率先与中国解冻关系。有日本政治人物还曾尝试在中美之间“协调”，但日本的这一角色只是昙花一现。1997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出炉，把日本重新拉回美国战略轨道。但近年来这种局面正在发生变化，钓鱼岛冲突以及日本国家正常化，使日本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日益凸显。在这个问题上，柯蒂斯开出了跟上述类似的“药方”：在美国深化与中国关系时，它必须向日本保证这不意味着降低美日关系，美国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是“正和”而非“零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消除疑虑的“公关”做得似乎并不怎么好。

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曾把中美日关系形容为“超级相互依赖”。他的着眼点主要是中美日经济在全球中的分量以及三国经济之间的联系。事实上，中美日间政治和外交关系的错综复杂也是“超级”的，而且依赖中带有对抗。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布拉德·格洛瑟曼所描述的：美国和日本通过同盟体系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东京和北京在双边关系每况愈下时都盯着华盛顿；当美国与中国发展关系时，东京总是担心其地位。而且，这一切都带有动态甚至是不可预期的特征。柯蒂斯认为，在国内事务方面，中美日都处在转型的历史时期。每个国家都在重新定位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它们在做这些转型时，世界格局本身也在转型。

突破思维定式

从经济实力上看，美中日三国都位居世界前三甲。从GDP总量差距来看，在短期内不会有哪个国家能取代日本进入世界前三。这对于同处亚太地区的中美日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给三国留出了足够的时间思考如何处理双边和三角关系。虽然目前中美日没有事实上的三边关系，但三边互动的重要性已日趋明显。

柯蒂斯认为，中美日三角中的双边关系，以及三角关系本身目前没有出现严重冲突，但并不能轻易下结论未来还会如此。“管理亚太这3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以推动和深化合作并减少冲突的危险，将是对这3个国家尤其是美国领导人的考验。”

历史上美国确有成功管理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先例。1997年克林顿政府升级美日同盟的同时，与中国建立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冷战后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布什政府与小泉纯一郎政府处于“蜜月期”的2005年，美国针对中国提出“利益攸关方”的角色定位。历史地看，这些都是美国对中国战略定位的提升，也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如果把11月中美首脑会晤期间就气候问题、军事互信等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与12月即将推出的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联系起来看，奥巴马似乎也在重复其前任的战略手法。但2014年的亚太格局与1997年已大不一样，同样的手法未必会有同样的效果。

中美日三国都需要突破思维定式，解构外交论述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冷战后美国一直被视为亚太地区安全稳定者角色，近年来还有学者赋予美国“管理中国崛起”和“矫正日本正常化”的双重角色。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对美国的角色定位，已成为分析亚太地区问题理所当然的逻辑前提。依此来看，美国对中国和日本“双重管制”观点成立的前提应该是：中日都无法实现“自我管制”，也不能处理双边分歧。美国“双重管制”的论述是否与中日政治现实相符？是前者影响后者还是后者决定前者？同样，华盛顿和东京把美日同盟定位为亚太安全的基石。暂且不说美日两国能否撑起亚太安全秩序，长期以来的同盟论述无形中将同盟“神圣化”，一定程度上固化了战略决策者的思维，使其缺乏做出适应局势变化的改革动机。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那些觉得日本对中国的担忧越大，美国就越能塑造中国发展进程的人，从根本上误读了日本民族主义复兴的本质，也误读了东亚区域融合的复杂性。同样的道理，如果中国把“管理日本”的任务“外包”给美国，在中日双边问题上一味绕开东京紧盯华盛顿，显然也是对美日同盟关系的误读。近年来的情况表明，无论是执政的自民党还是民主党等在野党，日本政治整体上正在经历“代际变化”，这种变化不可能不对日美同盟走向产生影响。中国如何看待日美同盟体系中的日本，或许也需要思维上的突破。

作者：雷墨 文章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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