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将这番对外投资布局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依然有过火之嫌。1948年时的美国在全球层面占据的货币霸权地位是今日的中国无法企及的；迄今为止，人民币在全球货币储备中仅占据有极小的份额。即使大规模对外投资能对人民币的结算量和受认可度有所提升，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的地位仍相差千里。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意义在于，它一方面赋予了美国一整套调控和主导世界经济的机构平台（如IMF和IBRD），另一方面要求美国提供以充足的流动性为代表的各种公共产品；但今日的中国在这两方面都难言胜任：北京在重要的国际治理机构如G20、WTO和IMF中扮演的仍是参与者的角色，对重大规则也是适应和服从多、参与制订少；即使近年来参与发起和影响了包括上合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在内的若干地区级平台，与昔日的美国差距仍很明显。实际上，中国甚至也还未能像1920-1940年代的美国那样，以单一国家的身份与另一个规模可观的发达经济体进行国际贸易政策博弈，更遑论主推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当的全球级经济安排。而中国提供包括货币流通性和安全保障在内的公共产品的能力，即使与今日的美国相比差距也很明显，这都决定了新一波的对外投资带有试验性质。

更重要的是，与马歇尔计划中具备良好的重化工业基础和人才储备、仅仅是暂时面临流动性危机的西欧国家不同，“丝路基金”指向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市场完善程度、政治稳定性乃至多边关系方面差异极大，这对海外投资的回报率构成了相当显著的影响。以基础设施建设换取自然资源的投资模式在非洲已经试行了相当长时间，在为中国赢得国际声望和政治筹码的同时，也引发了当地利益团体和某些政府的抵触，甚至对中国投资者和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这类隐忧在更大范围的投资和开发中同样不可能彻底规避。而市场环境不完善和政治动荡等中方无法掌控的因素，往往会抬高投资成本，从而使中资企业望而生畏。近年来国有能源企业在非洲和南美洲的投资屡现亏损，与当地的政治和社会生态即不无关联。“一带”战略中的陆上西进则容易受到中亚各国微妙外交姿态的影响——该地区国家长期以来在美俄中三国之间面面俱圆，不能排除其以“政经分离”方式对冲中国的影响。

总的来看，从亚投行、“一带一路”到“丝路基金”，中国在增加海外投资方面正做出有益的尝试，但过早赋予这种尝试以“新马歇尔计划”的称谓实属弊大于利。对欧美发达国家乃至日本、韩国等亚洲先发经济体而言，大规模海外投资都是有益的必经之路，中国同样需要在这种历练中增加经验，而不必过早背上“胜败在此一举”的负担。更重要的是，马歇尔计划揭示了对既有权势互动模式的利用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故中国完全不必、亦不宜以一国之力取代甚至对抗现有的国际平台和组织，而虚掷宝贵的财政资源。

文/刘怡 原载《南风窗》2014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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