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旧大陆：美国的前期铺垫

应当指出，以美国资本扶植欧洲经济的构想并非马歇尔计划所首创。早在1919年，以英国财政部代表身份参加巴黎和会的凯恩斯就提出了一项相当超前的方案：作为此际欧洲国家最大的债权方，美国可以酌情放宽英法等国的偿债年限，以为经济重建创造宽松的资本环境；英法两国则应抵制一切在经济上盘剥和摧毁德国的想法，转而支持这个全欧洲规模最大、技术最成熟的重工业中心恢复产能。法国可以与德国建立煤钢联营，通过复兴德国带动本国工业效率的提升和制造业转型，并从德国经济增长的收益中分得赔款；英国则要容忍德国商船队再度出海，使德国的工业制品可以继续出口、并吸收扩大生产所需的资本。最终，英法德三国将形成一个关联紧密的共同体，通过德国这个火车头来带动欧洲经济重建；届时美国不仅能收回战时提供给协约国的贷款，还会拥有一个更重要的贸易对象。

然而凯恩斯方案最终胎死腹中。除去法国在政治上的抵触外，美国不赞成该计划的主要原因在于：华盛顿固然欢迎一个复兴的欧洲，但它们所期待的经济秩序重建绝不仅限于西欧。作为一个生产能力和经济总量已经达到惊人的规模，但在政治影响力和话语权方面仍处于落后状态的“新世界”国家，美国希望直接“接收”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为此，伦敦必须取消英帝国框架内的帝国特惠制，法德等国也要和美国签署最惠国待遇条约，以实现最大限度的门户开放。而凯恩斯方案不仅没有包含以上条款，甚至还有促进欧洲孤立化的倾向。所以，从1920年代到“大萧条”时期，美国虽然在德国赔款问题上提出了多个调整方案，但在要求英国取消帝国特惠制方面从未松口。

直到1939年欧战再度爆发，财力不济的英国被迫公开向华盛顿让步，同意以经济话语权换取租借物资，双方才正式开始就新的贸易条款进行谈判。从1943年到1944年，英国以凯恩斯、美国以哈里·怀特为代表，花费将近一年的时间设计出了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框架，并在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获得通过，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拥有三大支柱：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加以监察；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美国对门户开放和贸易自由的要求；为主权国家进行融资而创设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以协助参战各国进行基础设施重建和经济恢复。至此，美元终于取代金本位制及其象征英镑，成为了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宰者。

只有在美元已经成为储备货币和国际清偿手段、美欧之间的商品和资本流通也不存在任何制度障碍的背景下，美国政府才会大刀阔斧地援助西欧复兴，推行基本思路与凯恩斯方案并无二致的马歇尔计划。通过在短期内向欧洲输出大量信贷，华盛顿甚至还解决了国际市场上存在的“美元荒”问题——在美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状态的背景下，将相当于美国GDP的1/20和黄金储备的58%的巨额美元输送到欧洲，以购买美国商品、原材料和重建基础设施，不仅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得以全方位运转，还进一步加强了欧美商品和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可谓深谋远虑。

关注投资风险，拒绝好高骛远

由中国政府牵头、对海外进行大规模定向投资的倡议，最早始于2009年。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前国税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在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中国可以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亿美元的国家贷款（含1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3万亿人民币），要求这些国家在使用时须采购中国企业的商品，或由中国企业承担项目建设。2012年，前世界银行副行长、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也提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外汇储备大国和发达国家可以尝试建立总额2万亿美元的全球恢复基金，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瓶颈”项目，以带动全球经济复苏。

与这些早期倡议的规模相比，此番中国正式确定的对外投资目标和“丝路基金”的额度显然较小，但更多考虑到了地理政治格局以及输出影响力的重点。“一路”与“一带”针对的是陆海复合型国家的两个战略方向：前者旨在延伸为现阶段中国经济繁荣奠定基础的亚太经济圈，向西进军印度洋，并与长期以来中国对外援助和开发的重点板块非洲（占用中国对外援助资金的一半以上）相接；后者则关乎近年来北京多次讨论的“西进”路线，意在经中亚和近东联通欧洲，除去有助于获取中国一贯重视的油气和矿业资源外，还与引发广泛关注的“高铁出国”等基建项目有关。亚投行、“丝路基金”与此前的新开发银行（金砖开发银行）、非洲共同增长基金等项目有所重合而又不完全雷同，则反映了近年来中国习得的新经验：多线布局、形成呼应和补充，避免一损俱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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