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经济快速增长，并没有改变非洲公民机构的脆弱状况，基本服务都难以实现。西非的公立医院正艰难地应对埃博拉病毒，尼日利亚和肯尼亚的儿童保护机构眼看着年轻人加入伊斯兰叛乱组织。

面对虚弱的国家能力，非洲军队在人力和财力方面却显出其优势。而且军队也变得更加有组织：仅2013年，美国就花费990亿美元，在非洲训练了大约5.2万名军人。当有麻烦的时候，非洲的领导人和抗议者们都会向他们身边最有能力的机构求援。

“当你发现有危险到来，你总是召唤军队。”利比里亚最大的反对党领袖穆尔巴-毛里欧这样说。但他的国家的历史昭示这种办法的危险。2003年，利比里亚长达14年的内战结束后，位于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McLean)的DynCorp International，受美国政府雇佣来训练该国2,000人的武装力量。而其它类似卫生部这样的机构却被撇在一边。

埃博拉危机证实了这种差距的危险。当病毒于6、7月份开始扩散，一些利比里亚医生放弃了他们的岗位，该国卫生部门难以跟踪在其国内奔命逃生的病毒携带者。情急之中，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总统只好要求军队支援。

瑟利夫总统现在认为，这是一部错棋。士兵们不是去隔离病毒携带者，而是包围了整个区域进行防疫，以致向人群开枪，打死一个男孩。这件事造成的恐慌使得其它地方的人们隐藏患病的邻居，导致病毒指数级扩散。

“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瑟利夫总统上周说。“应对能力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个问题。”

并不只有焦灼之中的总统们向军队求援。在非洲一些最穷的国家，如马里、圭亚那和尼日尔，民主斗争组织宣称，如果军事政变能够加速民主进程，他们并不介意某些情况下由军人领导来推翻一个选举上台的领导人。

“公民社会因挫折而期冀一个过渡过程。” 伦敦智库Chatham House的非洲分析家瓦因斯(Alex Vines)说。“短期来说，军事政变被看成是权宜之计。”

这种情形上周发生在布基纳法索，动荡西非的一个安静的民主国家。前军官孔波雷(Blaise Compaoré)赢得过四次大选，统治了这个国家27年。宪法禁止他第五次参与竞选。当他试图修改宪法来参与竞选，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走向街头，放火燃烧了政府大楼，要求他远离宪法。

混乱之中，一个奇怪的联盟形成了：抗议者们与孔波雷的安全部队站到了一起，军官们承诺将在一年内举行大选。第二天，抗议者回到街头开始清除，以象征性的姿态来欢迎他们新的军事统治者。

“这是我们公民社会要求军队进来重建秩序。”布基纳消减儿童死亡协会的执行董事宗戈(Aristide Zongo)如是说。“从我的角度看，这完全可以接受。”

这并不是民主的呼吁者们所希望看到的非洲进步。上世纪90年代，活动者们强调民主能够为发展铺平道路，大选可以让非洲的总统们更负责，而这些总统们会加强治理，扩大服务，而治理的改进将使大公司们涌入非洲大陆。

然而这个美好的循环并没有成立。尽管冷战的结束推动非洲的独裁者们向选举迈进，商业的进入却超过了治理改进的速度。如今，蓝筹公司如沃尔玛和通用电气正向那些其领导人从来没有经历过选战的国家扩张。

大选已经在非洲大陆的许多地方举行，但可信度不一。在有些国家，统治者利用国家安全部队来边缘化反对势力领袖。不那么独裁的领导人会以政府岗位和其它好处来培植忠诚，这些动作甚至足以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吃惊。

整整一代的选举上台的领导人们正在努力延续掌权时间。明年，多哥的纳辛贝(Faure Gnassingbé)和刚果的卡比拉(Joseph Kabila)将寻求第三个任期(卡比拉需要修改刚果宪法来实现这个目的，多哥没有任期限制)。两个领导人都是从他们作为前军队领袖的父亲那里继承权力的。

其他的非洲领导人的地位甚至更加牢固。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José Eduardo dos Santos)是一位军事指挥官。利用他的国家巨大的石油财富，多斯桑托斯建立的警察体系得以使其瓦解对手达30年之久。2012年，他领导的党赢得超过三分之二的选票，而观察家认为选举舞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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