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邓大人”炼成记:从失踪者到权力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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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出席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每个时代都有历史选中的人,1976年,顺潮而来的是那个三起三落的小个子四川老人。

1976年,在周恩来逝世后的追悼活动上,邓小平念了一段无懈可击的悼词,在他的描绘当中,周恩来这位马克思主义者非常热爱毛泽东,直到生命的最后还在念着这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诗词。

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出现让美国《时代》周刊也感到疑惑,他们把邓小平的照片放上他们的封面,认为邓小平应该是周恩来的继承人。

在此前的两年中,邓小平风一般地进入西方国家的视野,从1973年2月从江西的下放地点回到北京,到1975年1月他已经担任了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兼有党、政、军职务的他看上去似乎是周恩来的当然接班人。

邓大人的消失

毛泽东非常犹豫,一方面他觉得邓小平能管好这个国家,另一方面害怕邓小平会背叛他的革命事业,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又一次雪藏这个坚韧的小个子,而邓小平也是潜伏隐忍、等待机会。

但是也正是在之前的两个月中,邓小平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仅仅负担一些外交工作,在1975年底,他被又一次停止了一切职务。

可以确定的是在周恩来去世之后,毛泽东的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在两年前毛泽东曾经安排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外出视察,以确定他们能否在自己身后一起共事,王是一个外表英俊的年轻干部,毛一度把他看做自己的接班人。但王对政治的认识极其肤浅,在毛泽东问到自己死后将会如何时,王洪文说的是继承遗志继续革命,而邓小平则忧心忡忡地说,军阀割据,爆发内战。毛泽东更满意邓小平直言不讳的回答。

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是邓小平最危险的敌人。前四人被毛泽东称为“四人帮”,他们与毛泽东、邓小平和毛泽东选择的代总理华国锋之间,有着微妙和复杂的关系。

在热播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支持邓小平的青年夏建国在街头高呼“邓大人!你在哪里?”,有艺术创作的成分,但是邓小平确实是群众议论的中心人物。

“邓大人”这个称呼是在1962年之后逐渐出现的。那一年上映的电影《甲午风云》当中李默然扮演的“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让观众们印象深刻。

电影中的邓大人忍受着大清国内政、外交的不给力,炮弹装填药里填满沙子,西方各国和日本蛇鼠一窝(这点是艺术创作),邓大人在绝望中试图撞沉吉野,最终壮烈牺牲。

几乎很容易在姓氏上从邓大人联想到邓小平,1962年的中国经济正处在大跃进和三年灾荒之后的调整期,而邓小平则作为总书记在这一轮调整中表现得非常活跃。这轮调整的思路和1956年的思路基本一致,那年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作了修改党章的报告,提到了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和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在1957年更是曾经作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的报告。

和邓世昌一样,邓小平是一个爱国者,有决心,意志坚定,邓小平甚至有和李默然一样宽大的方脸盘,他们都是身体粗壮的男人,虽然邓小平要矮许多。

但是邓小平在柔的一面要远远胜过当年的邓大人,他知道如何在关键时刻顺应形势,首先保全自己,而后再图再起。这种特质让他在6年之后的那场浩劫中保全了性命。

周的推荐、毛的选择

毛泽东身边最缺的不是口号推广者,而是有行政经验和执行力的人。

邓小平在1973年2月离开他的下放地点江西,回到北京,此前的一年里,他两次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回来工作。

之前他被毛泽东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刘少奇是一路,邓小平在1966年以来的“文革”漩涡中表现出了自己的智慧,他的检讨书写得滴水不漏,只承认自己跟不上,不学习,没有林彪掌握毛泽东思想掌握得好。

这篇克制的检讨书和本身比较低的职位让邓小平有了出来工作的可能。和刘少奇相比,邓小平不是毛泽东认可过的接班人,他当时最重要的职位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和今天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相比,这是一个低得多的秘书长式职务,是党主席的办事机构,类似于枢密院或者军机处的设置。

毛泽东急需一个深谙国务的人,1966年以来经济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巨大冲击,大批青年被下放到乡村,在1969到1972年间,农村出生的人口急剧增加。

1971年林彪死于飞机坠毁之后,周恩来承担了高强度的工作,他在1972年5月被检查出了癌症,他可能是中共高层最勤奋的领导人,“他一天工作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邓小平曾经这样评价他。

和充满浪漫主义的毛泽东相比,周恩来要处理各种事无巨细的具体工作,又要在“四人帮”的攻击下提防猜忌和保全自己和一些重要的战友。他经济工作上的副手是副总理李先念,但这远远不够。

邓小平从1920年代就担任了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党务工作经验丰富,中央书记处的工作经历使得他熟谙党政联络工作。此外他是出色的政治委员,在他担任政委的时候,八路军一二九师从一万多人增长到了30万人,这还不算地方部队。他颇有胆略,曾经去军队里发动暴动,组织了百色起义(在第二代领导人当中,习仲勋和薄一波也都有过兵运的经历),他军事上的最高成就是淮海战役的总前指书记,而这场战役是摧毁国民党军队最多的一次。

邓小平似乎是挽救局势的一味复方猛药,此外他也有着周恩来的支持,他们两人的私交不错,在被收录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当中,邓小平回忆了自己和周恩来的交情:“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1950年代,中央把地方局书记调任进京,诸侯在地方太久可能会形成种种盘根错节的利益,这就是著名的“五马进京”,其中的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财政部长,在这期间周恩来发现了邓小平的治国才能。

邓小平有一股严厉的气质,本来他被安排到华东局担任书记,但是随着进军顺利,中央安排他继续在“刘邓大军”中进军西南,让这个四川人在西南局担任书记,是一个衣锦还乡的故事,他却从来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回家乡省亲,而是派人把继母等亲戚接到了重庆,让被划为地主的弟弟交出土地,以免土地改革时让地方上棘手、不好处置。

孤臣是最好的治国之人。

雷霆一般的失踪者

在1973年到1975年的表现让党内和群众对邓小平的能力印象深刻,也让他的政敌更想置他于死地。

在1973年到1975年之间,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表现出了雷霆一般的效率和能力,这让“四人帮”感到了恐慌。

周恩来的身体不太可能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他很可能会死在毛泽东之前,同样是副总理,搞政治宣传出身的张春桥资历比邓小平要浅得多。

国务院里毛泽东还提拔了一批工农出身的干部,比如才30多岁、女工出身的吴桂贤和文化不高的大寨干部陈永贵两位国务院副总理,这可能代表了他工农联盟治国的浪漫情怀,但毫无疑问治理国家需要的是精通人情和世情的干练老吏。

1973年12月毛泽东建议任命邓小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但这个任命到1975年才正式达成,1974年周恩来则把外交事务委托给邓小平来处理,基辛格发现邓小平是个很难对付的对手,不容易亲近,太直率,有事说事。

邓小平也去联合国宣扬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国际理论,这也是毛泽东一生中的最后一个理论:“三个世界理论。”毛生命的最后几年当中不断地对世界革命局势发表看法,成为全世界的革命导师,他也满足于这个角色。在这场成功的发言之后,邓小平在毛泽东接见巴基斯坦总理时被安排坐在了毛泽东身边。

到1975年邓小平事实上主持政府工作,他立刻提出了“军队要整顿”和“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两个重要主张。这两个讲话说的都是“不要重用闹派性的人”。

邓小平整顿铁路的效果出奇地好,积压的车皮和混乱的调度在他的管理下很快恢复了正常,1949年邓小平曾经在开国大典后坐火车南下去追赶自己进军中的部队,此后对铁路的效用印象深刻。

他对扳道岔的醉酒工人和扔下火车头下车吃饭的司机深恶痛绝,1974年的行车重大事故和大事故是755件,而1964年只有88件。他曾经派遣军队把不服从整顿占据车站的造反派头头直接抓走。

此后他还提出了整顿工业、发展科技,以及《各方面都要整顿》的讲话,不过毛泽东逐渐无法容忍他的改革措施,认为这会威胁到继续革命的事业,他又一次被褫夺了权力,处于半软禁状态。

不过这一次如同流星燃烧的秀让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在李先念、王震、叶剑英等老同志的眼中。至于普通群众,这一轮整顿让许多不务正业的人消停了不少,这使得邓小平收获了人心。

回到1976年,在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逝世之后,许多人也因此希望邓小平“出来工作”,回到1975年春天那种生机勃勃的状态。

公安部部长华国锋担任了代总理,《时代》关于邓小平的预测没有准,但对邓小平来说,这至少不是最坏的结果,毕竟排位最前的副总理张春桥没有获得总理职位。和邓小平相比,华国锋是一位资历比较浅的干部,在1949年还仅仅是一位县委书记,他不是邓的敌人,也算不上是有很深交情的朋友,这个总理的职位可能会让他身处前台和“四人帮”产生直接的矛盾。

邓小平这一次没有变成一个不可谈论的人,“四人帮”在政治上表现出了惊人的愚蠢,他们一直坚持“批邓”,在街头的大字报上,红卫兵书写邓的言论,而后加以批驳,但这使得许多围观者就此看到了邓小平的主张,许多当年在北京的外国人记录道:“那些路人读了大字报上邓小平的原话后笑着微微点头。”

这位失踪者的雷霆手段使得他即将成为结束乱局的人,同时这也给他带来了危险,在电视剧中也再现了当年的那些传言,剧中街头的谣传说“四人帮”要发动政变,发枪给民兵,而且枪毙邓小平”。

1975年5月13日,时任中国副总理的邓小平在巴黎爱丽舍宫。

重用吃过亏的人

除了政治局里的老战友,他还有一大批同盟军,那就是“文革”中被侮辱和损害的人,他考虑到了他们的利益。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之后,“四人帮”希望江青能够担任党的主席,为此他们向华国锋施加了压力,华国锋1973年才进入中央政治局,除了毛泽东口头和纸面的欣赏之外,他没有太多的政治资本。

1976年10月5日,华国锋和中办主任汪东兴联合,取得了叶剑英元帅的支持,逮捕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和毛远新等人,并解除了支持“四人帮”的民兵的武装,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个职务。

此后党内很多人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邓小平也写信支持华国锋,称赞他是一位英明的领袖,但也提出必须反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不然的话,他和因支持他被捕的群众的平反,都将无法实现。

最终邓小平恢复了之前被撤销的所有职务,他被安排管科学、教育、军事和外交。

邓小平几乎一刻不停地开始了自己的整顿,在他仍然为自己复出的合法性而斗争的5月24日,他做了两个讲话,一个是《“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另一个就是著名的《重视知识、重视人才》。

邓小平在1977年8月决定恢复高考,这是极得民心的一件大事。在电视剧当中,邓小平的身边的得力助手之一老田名为“田志远”,有人根据剧情推测这个人物的原型是邓力群或者于光远(尤其是也有一个远字),但另外一种可能是,“田志远”是“填志愿”的谐音,整部电视剧中,四五集都是关于恢复高考的内容。

恢复高考是一件政治上的大事,对今天的中国影响深远,从今天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大多数人都是1977年到1979年的新三届大学生。

几乎是同时,邓小平开始对军队提出要求,加强教育和训练:“我们解放军要有自知之明,要自己恢复名誉……一个连长、一个指导员,不了解每一个兵的情况,当什么连长、指导员!”他建议开办军事和政治的学校,恢复军队的战斗力。

到1977年冬天《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当中,邓小平的批评非常严厉,要求整顿领导班子的软、懒、散和肿,要求在部队里继续揭批“四人帮”,和地方上类似,他要求提拔任命干部的时候,要看“文革”时这人的表现,进行过打砸抢、招摇撞骗和搞宗派的人一律不许使用,而在那几年被整的干部则被任用起来。

于公于私他都厌恶制造混乱的人,他的大儿子邓朴方在“文革”时从北大的楼上摔下致残,此前邓朴方曾经受到红卫兵的肉体迫害。在电视剧中,这位70多岁的老父亲给自己瘫痪的儿子擦身。在接受法拉奇采访时,他对江青的评价是“零分以下”。

这个思路贯穿了邓小平干部路线的始终,后来他提拔的重要干部,在“文革”时都是吃了亏,坐了冷板凳的人,比如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的简历里也都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1979年,邓小平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看一场竞技表演会。

寻找接班人

这一次恢复工作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老人,此后他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寻找接班人工作。

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当中,邓小平在尚未第三次恢复工作前犯了严重的前列腺炎,这种疾病大多和老年挂钩,事实上邓小平当时已经73岁,毛泽东爱说的那句“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的俗话也萦绕在他的耳边。

邓小平在48岁调进中央工作之后就需要佩戴眼镜看文件,同时他的听力一直有问题,尤其是右耳,这可能成为他和毛泽东产生距离的关键。

毛泽东曾经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1959年起,6年来从来不找我。”

中央政策研究室刚刚出版的《邓小平传》称:“毛泽东的话,反映了一段时间以来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关系的某种疏远。这种疏远的背后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认识上有分歧。”

耳聋可能确实让邓小平和别人的沟通方式产生了问题,他觉得跟人开会是一件效率很低的事,宁愿看文件和作批示,他在过去的若干年中一直用写信的方式跟毛泽东或者汪东兴保持沟通,后来也给华国锋写过两封信表达想要出来工作的愿望。

他的写作和讲话一样没有什么文采,但是每句话都是大白话,这很像他本人的生活方式,他爱洗冷水浴。在从西南调任中央的时候,甚至剃了一个大光头,这让他能省下打理头发的时间,但是很快有人提醒他这会让人想起蒋介石,于是他一度用平头替代,只是步入老年之后,才留起了领导人式的大背头。

和毛泽东的举棋不定不同,他很早就下定决心选择接班人,而且不仅仅是个人的接班人,而是整个一批人的接班人。

邓小平自1979年以来就在许多场合提到了提拔年轻干部的问题,到1981年7月,他更是对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作了《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的讲话,提出让老干部尽力进入顾问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担任顾问,让年轻干部来到一线。

邓小平选择了胡耀邦和赵紫阳担任党和政府的负责人。他多次提到自己和陈云在50岁左右进入书记处的事,不过一直到1989年6月16日,他才提到了要建设“第三代领导集体”,而且说:“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也只能做出那样的选择……”

也是在当年的11月,他举着麦克风,面对着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所有高级军官,一字一顿地说:“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

邓大人治军

他对军队下重手治理,但军队却仍然拥护他,除了老帅们的支持,还有一点重要的是他的治理和整顿没有私欲。

邓小平是中国革命者中全力出国见世面的那一类人,他曾经参加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运动,在那里他入了党,而后转去苏联学习。

那是1927年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和上一代的李大钊、陈独秀这样的理论家式领导人相比,已经和中国国民党决裂的共产党需要的是各种组织暴动和长于军事斗争的人才。

在1927年,周恩来领导了南昌起义,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则遭到严重的挫败,各种起义暴动,最终的目的是建立“根据地”,拥有土地和地盘,红色割据在国民党政府薄弱的农村成长起来。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在1929年被派遣到广西百色组织兵运和暴动,在暴动中获得了5000支左右的枪支,拉起了一支4000人左右的队伍,建立了第七军,这时干瘦黝黑的毛泽东正带着两千多人的队伍刚刚来到井冈山。一支队伍和一块根据地对党中央来说,是极大的功绩。

邓小平的队伍近乎豪华,最多时可能多达1万人,但和大多数的暴动相似,保有队伍和建立根据地是非常艰苦的。资深职业军官朱德的队伍在南昌起义之后经过战斗和开小差,到达井冈山时也不过是600多人。

邓小平被上海的中央调走,此后的红七军和红八军损失不小,最终到中央苏区去和毛泽东的队伍会合。

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替邓小平说了话:“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句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什么叛变哪、自首呀,这些问题。”

这样的评价保全了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记载,时隔多年之后邓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虽然谁不听他(毛泽东)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邓小平在红军长征时期在一方面军工作,抗战时期则来到一二九师,这是过去四方面军老部队改编而成的,这使得他多年后能够比较好地平衡昔日的“山头”,他和刘伯承在八年中把一支一万多人的队伍带到了30万正规军的规模,而后又执行了“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外线作战任务。这是一个凶险的战略意义上的任务,要穿过沼泽地黄泛区,冒着被合围的风险在山区苦苦坚持,等待友军取得战果。

毛泽东这时打电报给“刘邓”,说陕北“甚为艰难”。邓小平的坚持能够吸引敌人更多的兵力,减轻陕北的重压。他完成任务很好,于是很快迎来了这场战争中的最大荣耀,毛泽东亲自对邓小平说“我把(淮海战役的)指挥交给你”。

昔日的功绩是邓小平服众的根基。而在1977年恢复工作之后,邓小平得到了叶剑英元帅的支持。

这位老帅的人望和资历颇深,而且比邓小平年长7岁,这使得邓小平可以放手去对军队做一系列的改革,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中,这支军队战术训练的不足正在表现出来。邓小平努力进行改革,在1981年举行了10万人规模的华北“802”大演习。

1980年代,邓小平的主要精力在于裁军,这就是令世界惊讶的“百万大裁军”,他节约下军费来发展经济,也把军队的干部和士兵送回地方投入建设。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许多曾经在各种战场上威名赫赫的部队被合并和取消,而他要求这些军队服从经济建设的大局。邓小平从总部机关开始裁撤,尽管自己曾经担任总参谋长多年,同时1985年还裁撤了昆明军区,这是二野的部队,邓小平是二野的老政委,昆明军区一度认为自己将会接管成都军区,但最终中央的命令是昆明军区并入成都。

对老战友老部队动刀,不是因为要借此立威令人服气,而是成都的地理位置和各种综合考虑使得它是比昆明更合适的大军区所在地。

傅高义在他的邓小平传里这样形容这位领导人的做事风格,“有些人觉得与周恩来和胡耀邦相比,邓小平待人就像对待工具,视其是否有用,邓小平16岁离开家乡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他以此清楚地表明,他要报效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别或朋友……下属认为它是一个严厉、急切、要求高但讲道理的监工,他们怀着敬畏与他保持距离,他是献身事业的同志,不是可以违背组织需要的仗义朋友。”

邓小平不会像彭德怀那样对打得好的那个军高呼“万岁”,但他也并非一个感情淡漠的人,即使裁撤了二野的部队,他仍然会在会见写二野军史的老同志时回忆每一仗的细节,包括曾经对不住哪个起义的国民党将领,他会认真地说:“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部队没有完成任务的,全部能够承担艰难的任务,一个新部队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就工作本身来评价工作,这已经是他对自己部队的最高评价。

强国的影子

他的治国思路延续至今,他设立的许多制度仍然在平稳运行,他为一个强国似乎已经勾勒出了一个模糊的影子。

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种观点的核心就是有一个历史的必然,同时具体由谁来完成则具有偶然性,历史会选择最适合的那个人。

对毛泽东来说,当博古和李德无法指挥那支疲惫的军队走出云贵川的泥泞之时,就必然会有力量走向前台执掌这个事业。而对邓小平来说,当所有人都希望恢复高考,搞经济建设而“两个凡是”会变成桎梏的时候,也必然会有一个力量推着他走向前台,继续这个事业。这就是历史潮流。

邓小平就是放开手刹,让整个国家加速的那个人。

跟不上的人虽然可惜,但是也只有淘汰一途。在评价几代领导人的时候,邓小平曾经在1989年评价道:“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没有自己的东西,只有‘两个凡是’。”但是在职务上,他仍然在华国锋辞职之后给予了华国锋足够的尊重。他尽力不让政治路线的分歧变成你死我活的争斗,这样的争斗往往会毁掉共同的事业。

尽管并没有一人一票的选举,但最终党、军队和群众选择的是这个老练圆熟、意志坚定、最有准主意的人,最有见识也最有实力,即使这个人上台后会大刀阔斧,让他们一部分利益受损,让他们被驱赶到陌生的市场大潮中也在所不惜。

到1984年,邓小平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新高点,他见证了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建设速度,迎接了美国总统里根的访华,10月举行了国庆三十五周年阅兵。

1959年建国十年周阅兵之后,中国没有再举行过阅兵活动,只有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检阅蜂拥而至的红卫兵——那些冲动的、激进的喊口号的孩子们。

而邓小平1984年阅兵则完全不同,除了徒步队伍,坦克、火炮之外,战略导弹方队也第一次露面——这次阅兵也出现在电视新闻上,在中国,电视机也进入了一些比较宽裕的家庭。

这位老人正在筹划半退休或者完全退休的事,他设立的顾问委员会已经于1992年被他自己提议取消,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仍在30年后大放异彩。

远处似乎已经勾勒出了一个影影绰绰的强国。

尽管在1989年邓小平宣布退休,但他仍然用旅游和讲话的方式在1992年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1997年邓小平逝世,他创造的退休和接班模式仍在运行。此后的17年中中国又进行了两次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平稳交接,大多数人已经对这样的换届习以为常,不再有毛泽东和邓小平曾经担心的局面——那种国家分崩离析、陷入军阀混战的惨烈情形。

原载于博客天下 作者:汤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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