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宋朝商贩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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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商贩_副本
      有保护商业的律法,有合理的税收,看不见没事找事的城管,只要勤劳本分,在宋朝做小贩是安乐幸福的。

尽管武大郎老婆偷人,导致家破人亡,但作为一个宋朝的卖炊饼(馒头)的小贩,武大郎过的是小康生活:租得起临街两层小楼,平时酒肉不愁。这样的生活不过是由武大每日挑两筐馒头沿街贩卖挣来的,他一没被收重税,二没有衙役踢摊子,日子过得平静悠然。如若不是登徒子西门庆,恐怕这一家人也能安乐祥和地把小日子过下去。

在明代小说中,并非只有这一个宋代小贩形象。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三回《卖油郎独占花魁》同样讲到一位南宋临安城里的卖油小贩秦重,说他靠卖油竟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把三两银子的本钱变成了十六两银子。

或许有人说,这只是小说家言,不足为凭。但在宋代史料中,并不难找到现实的例子。南宋人洪迈的《夷坚志》中便讲述了一位小贩的发迹史:“吴十郎者,新安人,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居于舒州宿松县,初以织草履自给,渐至卖油,才数岁,资业顿起,殆且巨万。”一个小贩靠织草鞋和卖油,才几年时间,就家财巨万,暴富之迅速,令人瞠目。还不止一例,宋人笔记中,南宋初期临安著名的小贩宋五嫂、李婆婆等也是靠着经营饮食摊发家致富的。

宋朝社会商业发达,在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各种各样的摊贩,无论桥头、城墙边还是街道旁,剃头的、卖甘蔗的、卖菜的、叫卖各种小吃的,应有尽有。

那么在宋朝,一个做小买卖沿街摆摊叫卖的小贩,如何能过起幸福的生活呢?

宋朝城市管理相当人性化。

想要买卖好做,首先不能总遭遇没事找事的城管,商人的正常经营必然离不开政府的人性化管理和支持。
在唐代及以前,商人只能在规定的地点即设有围墙的坊市内从事交易活动。坊市闭门以后及开门之前,无故行走者将受到被打20鞭子的处罚。

到了宋朝,由于商业活动增加,城市布局已打破了唐代坊市界限,城镇和乡村集市均可随处摆摊开店,营业时间不受限制。政府不但不予干涉,甚至明令保护。

乾德三年,宋太祖就专门降旨:“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由于朝廷的保护,城市小贩更加活跃,“大街买卖昼夜不绝”。

宋朝的城市管理者同样会遭遇今天相同的问题:商贩侵街,影响市容交通。为此,宋朝政府设立了相当于现在城管的“街道司”。街道司虽然也有维持城市的卫生、整修与日常秩序的职责,但绝不会成天驱逐小商贩,闹得鸡犬不宁。

虽然小贩侵街占道问题屡禁不止,但朝廷为顾及小贩的生计,一般不主张轻率粗暴地惩处小贩。如宋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开封府请撤民舍侵街者,上以劳扰不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朝廷集思广益,绞尽脑汁,最后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在街道两旁适当距离,竖立“表木”,作为禁止侵街占道的红线。红线之内,允许设摊、开店,侵出红线之外就要受罚。

《清明上河图》里的虹桥两头就立有四根“表木”,桥上两边,小商贩开设的摊位,都在“表木”的连线之内,中间留出通行的过道。这样,既照顾了商贩的生计,又不至于妨碍公共交通。

更难得的是,宋代皇帝扩建皇宫和出巡都要顾及商贩的经营和市民生活。如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想扩建宫城,担心影响东京(开封)市民生计,便派殿前指挥使刘延翰等人去了解民意。

刘延翰等人当然不会搞什么听证会,也没有铺天盖地宣传这次民意调查的重大意义,但所得到的民意结果却是实实在在的。最后宋太宗“以居民多不欲徙”,打消了扩建计划。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宋仁宗出巡。尽管当时街道狭窄,宋仁宗既未下旨拆迁,也没有诏令封路,而是命“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宋仁宗这等亲民作风,也为他身后赢得了“仁”的谥号。

宋代小贩利润率很高。

想致富,首先要有高利润。在宋人的笔记中,有经营为“逐什一之利”、“逐什百之利”的记载,所以一般认为宋代商业的平均利润率为10%左右。

但是,这只是平均利润率,很多商品的利润率远不止于此。让我们看看东京笼饼的价格轨迹。

据《春渚纪闻》记载,宗泽在宋高宗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出任东京留守时,让自己的厨师按照市面上的规格制作了一批笼饼,经过测算,得出每枚笼饼的成本为6文钱,而根据宗泽的回忆,他在宋哲宗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初到东京时,每枚笼饼卖7文钱。

初看元祐六年每枚笼饼利润仅1文钱,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北宋后期开封粮价一路上涨,相隔38年后,建炎元年的粮食已是天价。

根据史料记载,宋哲宗执政后期物价一直上涨,到宋徽宗继位后更是物价暴涨,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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