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习近平多次提及孔子。他先是打破常规，出席孔子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讲话，又在全球孔子学院建立十周年之际向师生致信。10月14日，习近平在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又再次强调中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的重要意义。
儒家文化对国家治理究竟有何影响？香港科技大学的龚启圣教授和山东大学的马驰骋博士最近发表的文章，对儒家文化和社会稳定性间的关系做了计量分析。他们的研究从新的角度为“儒家文化能促进社会稳定”的观点提供了支持。
生存先于道德
稳定并非社会的自然属性。对曾经以农村为主的中国社会，美国学者斯科特（James Scott）在1970年代曾提出“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理论。他认为，生存是农民生活的首要目的，严酷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总是将农民家庭的生活压迫到生存线边缘挣扎的境地。斯科特用“水深齐颈”这一形象的说法对这一状态进行描绘。在如此严苛的环境里，小农家庭对风险的抵抗力很弱，只要一有天灾人祸即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生存优先于道德的观念下，农民会为了维生尝试使用包括掠夺他人乃至“揭竿而起”的各种手段，甚至是“农忙时种地，农闲时打劫”的“半农半匪”。
另一方面，帝王们为了维持王朝的稳定与安宁，几千年来不断致力于通过设立孔庙和学校，表彰烈妇义女等方式传播和强化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价值观，在人们心中树立稳定的秩序至高无上的观念；与此同时，又以科举考试向底层人民提供上升通道，增加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这两种手段的目的，都是试图削弱“生存伦理”的影响。
在以上理论的指引下，两位研究者考察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农业社会最典型的收入冲击事件——自然灾害面前，儒家价值观是否会对减缓农民的地方动乱产生影响？他们使用了基于《清实录》和地方志整理的山东107县在清朝267年间（1644-1911）的面板数据。选择山东作为研究区域，是因为作为孔子故乡的山东有着深厚的儒家传统，同时黄河和其他地理气候特征使得山东的水旱灾相对频繁。
数据分析结果发现：儒家文化确实对减少社会动乱起到了作用。
数据分析过程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儒家文化强度”这一概念进行度量。为了便于分析，选择的变量应该具备两个特点：1、和“儒家文化强度”显著正向相关。2、在几百年中相关性相对稳定。经过对文献的梳理和分析，研究者们用某县某年的孔庙数量和烈女数量作为该县儒家文化强度的代理变量，用该县当年是否歉收作为主要控制变量。在控制了环境变量后，对该县该年度的农民叛乱次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孔庙数/烈女数与收成的交叉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儒家文化确实对减少社会动乱起到了作用。
不过，单纯的回归方程分析并不能具备足够的说服力。给出了这个基本结论后，作者们又进行了大量的稳健性分析，主要包括两类：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
如果不控制其他因素，前述的分析结果或许是由那些同时影响儒教文化和叛乱、却没有被包含进回归方程的变量导致的。这种情况下，这一估计结果在统计学上将是“有偏的”，不能反映儒教文化和叛乱间的真实关系。作者们提出了三个可能同时影响两者的因素：经济水平，教育与社会流动性以及国家控制力。为了排除这三个要素的影响，作者分别选取了1、该县能种植主要作物的土地面积和城市化率；2、学校和生员数目；3、驻军数和乡绅数作为这三个因素的代理变量加入回归。增加控制了这些变量后，孔庙数/烈女数与收成的交叉项的估计系数依旧显著为负，说明儒教对叛乱的影响在排除了这些要素后依然成立。
另一种普遍质疑是存在着所谓的“反向因果”或“内生性”，即那些农民叛乱较少的县或许更容易接受儒家文化，或者叛乱更多的地方的孔庙常常遭到破坏。此外，作为反映该地区几千年来积累的“儒家文化”的代表变量，使用某县清代的孔庙数量和烈女数量存在着“测量误差”，例如不同地区的孔庙的规模就无法在单纯的计数中得到反映。由于烈女需要由地方政府提名，烈女数量也依赖于地方政府的隐秘动机。
为了回应这种质疑，研究者们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了分析，即寻求那些和儒家文化强度有较大相关性，又很难通过儒家文化强度以外的其他渠道对农民叛乱次数发生影响的变量。为了减少测量误差的影响，该变量还应该能反映儒家文化在该地区的长时期积累程度。在以上原则的启发下，作者选取了该县在清朝以前的名儒人数作为工具变量。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同样支持了儒家文化对减少农民叛乱有显著作用的假说。
本文研究的问题并不算新鲜，儒家文化对社会稳定的推动作用几千年来一直为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所认可。作者们的首要贡献在于通过梳理文献，选取有说服力的变量构建了面板数据库，使用包括代理变量和工具变量在内的多种模型对这个问题进行计量分析。
另一方面，近年来，文化对社会经济的长期影响力成为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例如著名英国经济史学家Voth教授等2012年在经济学季刊（QJE）上发表的文章就揭示了那些在中世纪发生过屠犹事件的地区，往往也是希特勒时期反犹暴力最为猖獗的地区。关于基督教对社会稳定的作用，也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杰出文章。文化风俗对社会稳定不仅有着显著作用，而且其影响甚至可以长达几个世纪之久。儒家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力仍然深深根植于今日中国社会的深处，“鉴古知今”就显得尤为重要。
文/龚启圣 政见
参考文献
Kung, J. K. S., & Ma, C. (2012). Can cultural norms reduce conflicts? Confucianism and peasant rebellions in Qing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11，(4), 132–149
Voigtländer, N., & Voth, H. J. (2011). Persecution perpetuated: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anti-Semitic violence in Nazi German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7 (3), 1339–1392.
詹姆斯﹒C﹒斯科特（2001）。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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