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近代中国为何老挨揍:民族主义高涨速度远比国力发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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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当时并不是日本人的战略目标,当时在上海的日本驻军只有几千人。一旦中国决定在上海打一仗,大量军队集结到上海,日本几千人的海军陆战队怎么打得过中国最精锐的德式装备88师、87师,日本人很快就吃不消了,但又要面子,虽然不想在上海打仗,但是真的打起来,为了面子又不能撤退,于是就把大量日本军队从国内调到上海,最后日本军队达到30万人,中国军队也达到7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军队多次想提出妥协。都被蒋介石拒绝。

江海平原的上海吴淞地形很快让日本海军、陆军、空军联合作战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凭借中国当时的军事实力,与日本军队在平原开阔地带进行硬拼,当然也处于弱势,中国军队损失越来越大,一个师投入到前线,如同放水饺一样,投下去就两三天就没了。更严重的是,日本派军队从杭州湾金山口偷袭成功,金山与吴淞的南北两路日本军队就对上海形成钳型攻势,如果70万中国军队被包围在上海地区,一旦日本的军队包围成型,中国军队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现代版的“长平之战”就在眼前。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蒋介石又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战略错误之一,他认为应该等待比利时布鲁塞尔正在召开的国联会议,希望国联能发布一个谴责日本侵略中国的声明,他太看重这个声明,严令中国军队必须再坚持三五天,然而,正是在这三五天里,中国军心大乱,等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全军撤退的时候,中国军队在从南翔通往嘉定的一条公路上被日本飞机发现,日本空军不断对这条路进行轮番轰炸,一路上血流成河,三分之一的中国军队就在此路上牺牲,损失非常大,胡宗南这样的高级军官都是从河里泅水游着逃出来的,从此以后八年战争中再也没有恢复元气。应该说,蒋介石的军事指挥水平是极低的,低得出乎人们的想象。

日本人既然已经把上海拿下来了,于是干脆把南京也打下来,因为中国军队完全没有了士气,在南京战役中兵败如山。这样,这场战争也就不可能再是局部战争,而是成为全国性战争,日本人由于得到首都南京因此提出更高的要价,不但要中国割让东北,建立所谓的“满洲国”,而且要中国赔偿巨额军费。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办法再谈下去,哪个政府也不会更不敢做这样的事。于是,日本所占土地越多,要价就会越高,而中国就越不能同意。战争就越打越大。日本陷入了“蛇吞牛效应”,咬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永远吞不完。

日本人一直打到武汉,自己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因为它的兵力已经被稀释到没办法继续攻打中国,于是进入持久战时期。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就陪着美国一起打日本,到1944年,即抗战前一年,国民政府的军队已经筋疲力尽到极点,只能把贵州山区的农民拉来当兵,那些农民营养不良,走路都困难,骨瘦如柴,从陈诚档案中可以得知,当时好不容易从山区抓来每一百个壮丁,送到部队时只剩下十个人,其余九十个要么逃走,要么在送押路上当逃兵被处死,要么在路上生痢疾病死。

日本军队在1944年年底已经打到了贵州的独山,离贵州与重庆已经不远了,而且此处中国军队防守空虚,如果打到重庆,中国就有可能亡国。由于在此关键的时刻,太平洋战争取得重大胜利,日本军部考虑到盟军有可能在日本本土登陆,于是拒绝了 “远水不救近火”的冈村宁次攻打重庆的计划。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在战后回忆说,“中国差一点被打败了,却突然胜利了”。

通过从甲午战争到中日抗战基本历史过程的概述,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有几点值得思考。北伐统一后,中国出现一种新型民族主义,我把它称之为弱国的高调民族主义,在国力远没有强大以前,长期的屈辱与挫折而形成的亢奋民族主义,在民国统一以后提前早熟。中国作为传统帝国本来就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多次战争屈辱挨打,又形成国民内心强烈的悲情,一旦统一,就容易产生虚假的大国感。以为“每个人吐一口水就可以把日本人淹死”,这样的落后大国很容易滋生一种高调的民族主义,而国家实力远没有成熟。

另一方面,正好碰到日本国内在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萧条,社会上劳资与城乡贫富两极分化,形成广泛存在的社会不公正,广大底层群众对资本主义不满,对腐败官僚不满,日本国内这种反资本主义的左翼情绪,却很容易与对外扩张的右翼民族沙文主义与军国主义契合起来。把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看作是国外美英帝国主义的同盟。众所周知,军国主义的精神领袖北一辉就曾经是个激进的左翼社会主义者。

就这样,日本国内发酵的军国主义,与中国北伐统一后虚骄高调的民族主义之间,形成不断强化的互动作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是借助于这种互动形成的局势,来取得国内民众的支持,从而导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此后,日本军国主义又借机不断扩张,发生“七七事变”。事实上,日本参谋本部参谋堀场一雄在战后的回忆录中写道,当七七事变后,日本为了捞好处而从国内派军队出发时,当时日本参谋本部中的人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是八年中日战争的开始。

要特别强调的是,人类的理性在判断事物时,经常容易犯错误。人的理性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有时很难面对问题的复杂性,比如日本在七七事变后,其实并不准备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中国方面也没有为战争做好最低价限度的准备,然而,由于日本扩大派军人再次想捞占“油水”而得寸进尺,想进一步再把永定河以东变成中国的“非军事区”。

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与陈诚却误判了日本人,以为日本军队即将从华北直下武汉,于是决定去主动开辟所谓的“上海战场”,想当然地以为,这样就可以以吸引日本军队从所谓的“由北向南”的进攻路径变为“由东向西”,没有想到上海战场却由于中国军队实力太弱,战略指挥能力实在太差,竟败得如此之惨,反而让日本人借机向南京进攻。从而形成全面战争。

陈诚档案中披露,陈诚为了鼓动蒋介石立即在上海与华北与日本人同时开打,竟然对蒋介石说,“日本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华北战场上消灭他几个师,它就老实了”。然而,当时华北二十九军的实际战斗力却是,北京连一天也没有守住,就兵败如山了。这就是当时决定中国命运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认知水平。

关于抗日战争,我们的历史书中记述的,大多是中国军人英勇杀敌,最后夺取胜利的过程,然而,事实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英勇战士们,穿着草鞋,带着油布雨伞,枪膛里只有几发子弹,步行几个月来到上海,投入战火中后,对面对敌人的现代武装,血流成河,从此一去不复返。真的是用自己的血肉来筑起新的长城。其中有着崇高与悲壮,也给我们子孙们留下了凝重的感伤。

从大量史料来看,由于日本在七七事变后并没有全面进攻中国的打算,中国当时还是有其他选择余地的,从军事理性角度来看,假如五年后,等中国有了100个德式装备与训练的精锐师,并为应对战争有了更充份的准备,日本也不敢轻易冒险去得寸进尺,历史就要重写了。

从历史的前车之鉴中汲取智慧与警示

二战以后,日本已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日本清除了军国主义的毒瘤,军部被清除了,日本战后的土地改革,解决了城市与农村贫富不均的问题,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已经瓦解。其次,日本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发展,温和理性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主流。全球化使得日本可以通过国际经济贸易和高科技,满足本国各方面的需要,日本是个法治国家,和平宪法相当牢固,日本民族的性格在二战后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日本人是对战争痛苦理解最深的民族之一,根据民意测验,当今日本只有16%的日本人表示在国家受到威胁时,愿意上前线打仗。现在的日本已经变成老龄化的民族,到2030年左右,日本必须从外部引入560万劳动力才能维持现在的生产水平,这样的民族,极端右翼分子要想搞军国主义也并不那么容易。日本民族性格变化之大,人类世界上只有十三世纪蒙古民族接受黄教后所发生的变化可以与之相比。(众所周知,13世纪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族是多么彪悍,而现在的蒙古族是我国性格最温和的少数民族之一。)

当然,最根本的一点还在于,除了日本人本身的变化外,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国也己足够强大,不再是过去那样的软弱可欺,日本侵略中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日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希望建立足够的武装力量,保卫国家安全,这是很正常的,可以理解,邓小平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指出,“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我们是反对的,但我们也理解日本应该有足够的自卫力量。”(《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737页)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的努力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一个国家应有的权利,这和军国主义不是一回事。日本的主流是和平,是反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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