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日本压力下，不得不接受了其中的十六条，此事才算了结。在“二十一条”没有颁布以前，中国人的排日情绪并没有那么强烈。“二十一条”把日本的扩张野心暴露无遗，中国人深深地被激怒了，反日的民族主义浪潮从此迅速发展起来。
日本人提出“二十一条”以后又后悔了，由于日本野心过于膨胀，激起中国人的公愤与抗拒，日本人也觉得如此硬逼，得不偿失，会形成中国与西方联合起来对自己的压力，于是开始逐渐走向温和，到1920年代，日本的温和派文官政府一反过去的扩张主义政策，回到大亚细亚主义上来，开始向中国示好，包括向中国提供西原贷款，希望通过不附加政治条件的低息贷款，挽回中国人对日本的信任。然而，段琪瑞时期的中国已经陷入南北分裂与对抗，日本文官政府对段政府的贷款并不能缓和矛盾，反而如同火上加油，让南方更加反日。这也成为后来日本强硬派攻击日本温和派“无能”的理由。
当民族主义高涨的速度高于国力发展速度
在五卅运动时期(1925年)，恰恰是比较温和的日本文官政府主政的时候，日本文官政府主张融入国际社会，接受国际公约，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迅猛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北伐过程中，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革命民众动员相结合起来，变成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五卅运动后中国反日情绪非常强烈。北伐让中国民族主义有了一种新的动力。
北伐时期的国民政府具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趋向，国民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扬民族主义旗帜，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日本的沙文主义之间发生了越来越强烈的碰撞。1927年3月北伐时发生的“南京事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该事件中，南京城内突然爆发大规模的抢劫外国人的排外风潮，南京城内和下关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均遭洗劫。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和震旦大学预科意大利校长遇害，此外英日法侨民死亡多人。这就让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找到了以保护日本侨民的安全，来干预中国政治，并进而侵略中国的理由。就这样，日本不断膨胀的民族沙文主义、军国主义，与中国国内亢奋、虚骄高调的民族主义之间，就发生日益强烈的互动与恶性循环，中国民族主义越亢奋高调，日本民间就越依附右翼势力，日本的军国主义也越膨胀，中日之间两种民族主义相互不断水涨船高。
此前，日本本来希望通过张作霖实现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但张作霖本人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张作霖曾对英国记者说过，“我老张没有其他什么本事，但是为中国看好北大门，不让那些狗钻进来，这点本事老张还是有的。”据暗杀张作霖的河本大作回忆，他从日本到东北后，发现东北充满对日本人的排斥情绪，好不容易从日俄战争中获得的那些权益，就等于血白流了。他认为，日本侨民在东北缺乏安全感，在华人的汪洋大海中处于恐惧之中，所以只有炸死张作霖，让东北大乱，而后才有机会占领东北。但是他没有想到，张作霖死后，中国并没有乱，张学良完整继承了乃父的东北王的权力。
1928年，张学良把整个东北加入了中华民国，这就是“东北易帜”，这是他对中华民族的大贡献，但另一方面，张学良选择更加激烈的民族主义立场，不断为日本军国主义膨胀提供了刺激。张学良当时只有28岁，以其政治经验最多是个连营级水平，然而却成为主宰东北命运的统治者，他在国力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以前，一味对日本强硬，他完全没有足够的经验应对如此错综复杂的中日关系，而且他个性非常彪悍、刚烈，杀了杨宇霆这样一些他父亲的重要智囊之后，更是独断独行。三千多件有关日侨民的申诉案件一律不予处理，陈案越积越多，矛盾也越积越深，自己则在北京吃喝玩乐，这也让日本民族沙文主义者大加利用以争取国内支持。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于1928年统一中国以后，提出不成熟的“革命外交”，高调地宣布要在短时期内，单方面地，无条件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就让日本一般国民认为，他们用十万人生命换来的南满铁路24年的租借权，也将很快付诸东流，当时中国的情况是，高调的、虚骄的民族主义情绪发展的速度，远高于实际国力发展的速度。两者的发展不成比例。一方面，经历屈辱而刚统一的中国人，国力还很弱，而民族主义的情绪却日益刚愤强烈，而支撑这种民族主义诉求的国力与政府组织能力却没有相应跟上。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外的各种矛盾，日本民族沙文主义正在向极端军国主义发酵，两者之间形成变本加厉的互动。
到“九·一八”前夕，关东军图谋在东北独立行动的情报已经为日本文官政府高层所知，当时日本的文官政府人士向中国方面的宋子文提出一个要求，中国必须在“革命外交”的基础上作出某些让步，说如果再这么下去，日本文官政府就要倒台，只要军人上台，中日之间的矛盾解决起来会非常困难，很可能要诉诸武力。当宋子文恍然大悟到事态的严重性，立即前往北京与张学良协商，然而已经为时过晚。九一八事变恰在此时发生。
“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的一些激进派分子发动的自主行动，并不是政府行为，少不更事的张学良却没有对侵略者以任何反抗与压力，后来九十多岁时的张学良接待记者时，称当时他这样做是自己的主意，与蒋介石无关，他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居然是“我不知道日本人这么坏!”
少数关东军激进派分子所发动的这么一场事变，居然一下子把比日本国土大三倍的整个东北拿下来，成本如此之低，收益如此之大，风险如此之小，连日本人自己也想不到，这又大大鼓励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的恶性膨胀，侵略者反而在国内被日本大众视为“民族英雄”加以欢迎。关东军就趁势进一步得寸进尺，再次刺激中国民族主义走向高潮。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几年，关东军里就出现两派力量，一派是“扩大派”，一派是“不扩大派”。“扩大派”认为日本得到中国东北，仍是不够的，必须要在东北与华北之间形成一个“军事缓冲区”，主权可以属于中国，但中央军不可驻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日本强占下的东北的腹背安全，他们的计划就是是把热河甚至永定河以东的地方，都变成“非军事区”。另一派所谓的“不扩大派”，以日本石原莞尔为代表，此人本来是“九一八”事变的急先锋，后来也变成“不扩大派”，属于日本关东军中的“温和派”。他们认为，拿到那么大一块满洲应该满足了，继续扩大战果会引起中国人越来越强的仇恨心理，一旦日本将来和苏联开战，中国人就会帮助苏联人，日本将面临两面夹攻，所以应该对中国采取怀柔态度。 这两派势力不断碰撞，而扩大派在国内民意的鼓动下，最终获得优势，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而中国国民政府则由于实力不足以与日本直接对抗，只能采取“内敛的国防政策”，以退让以求稳定，避免战争，并秘密发展国防力量。
这种“内敛的国防政策”是不对外宣布的，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35年，“内敛式国防政策”开始取得若干效果，当时的德国和国民政府形成军事合作关系，德国同意每年为中国训练并装备20个机械化师。如果1935年的这个办法能够延续五年，那么中国到1940年时，中国就有100个现代化的机械化部队，那时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恐怕没那么容易，这一点连日本侵华军司令在松井石根后来也不得不承认。然而，国民政府想争取时间的计划却受到挫折，由于日本的扩大派不断加大扩张力度，使中国大众的忍耐力达到极限，最后出现了西安事变。
没有最低限度的准备,第二次中日战争却打起来了
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在全国的势不可当的民族主义压力面前，再也没有退让的空间，发生于卢沟桥的“七七事变”本来是一场双方擦枪走火的小事件，日本扩大派想利用这一小事件“解决绥远战争悬案”，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再从中国捞取些好处”，即派兵前来京津，迫使中国让出永定河以东地区作为中日之间的“非军事区”，根据后来日本参谋本部的军官在战后的的回忆，包括日本军部的参谋和长官，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会是一场八年战争的开始。日本要在“三个月里灭亡中国”只是中国抗战的宣传口号，从现在的资料可以证明，当时日本并没有全面进攻中国的计划。这一点与希特勒全面进攻苏联的战争并不相同，希特勒是要彻底把整个苏联灭掉。
在国内抗战情绪高涨的压力下，国民政府的忍耐力已经达到极限，中国国民要为丧失的国土抗争的正义愿望也非常强烈，但中国军队其实并没有做好最低限度的作战准备。虽然蒋介石决定打一下，其内心也并不是想打一场全面战争，他有一种机会主义心理，希望开打以后，国际上能出面干预，最后达到一种平衡状态，然后让日本撤军。当时胡适等人，都觉得我们尚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打起来一败涂地是毫无疑问的。军事专家徐永昌也坚持反对立即开战，他说即使按照最低限度的标准，至少要半年后才能达到把炮位调整到位的最初步的准备。然而，蒋介石当时认为，如果再不和日本人打，不但全国老百姓不答应，共产党不答应，而且军队也不会答应，所以在根本没有做好任何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准备的情况下，于是决定在上海主动开战。胡适事后写道，“中国是一个弱国，弱得连选择不打的权利都没有了。这是一个弱国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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