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进税有利于降低不平等吗？

“这是一个小村庄，在10年内将变成大城市，利息会提高吗？不会。工资会提高吗？不会。那么到底什么会提高呢？租金；土地的价值……”——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摘自《税收哲人》）

2016年的美国大选初选，曾有位一度颇热门的候选人，黑人外科医生本杰明·卡森。此君发于贫贱微末，以个人奋斗成为杰出的神经外科医生，但就整体政治立场而言极端保守，在税收政策上尤为令人侧目。卡森主张以圣经的宗教十一税为模版建立单一税制（Flat Tax），代替目前复杂的累进税，不分贫富税率一刀切，直到接受采访时主持人告诉他，若以单一比例税想达到目前的联邦税收收入水平，实际税率将达到20%，意味着穷人大幅度加税和富人大幅度减税。

尽管场面一度尴尬，但是一位公开总统候选人的税收政策，不会没有基础。与卡森抱有相似观点但不至于过分极端的候选人，有人气很高的参议员兰德·保罗与克鲁兹。前者甚至认为，17%的均一税之后，就应该取消所有的资本利得税和利息税。

现代福利国家奉行的累进税制，即对课税收入/财产金额增加而执行递增的税率，本质上是为了对抗均一比例税的累退性。累退性，指一种税收方案就课税人群的实际收入而言，收入越低却实际税负越重——如果所得税采取均一税率，如同卡森医生的建议，那么低收入区间的税负痛苦会远远大于高收入区间，原因在于它没有按“负担能力”衡量福利净损失。间接税中的营业税和消费税，直接税中的财产税，特别是房产税，都显示出重要的累退性，导致社会分配不平等的恶化。

累进税的理论基石是福利经济学的效用理论所奠定的，斯密教义的公平原则被扩展到“负效用”的公平，从边沁到埃奇沃斯和庇古，效用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以“平等牺牲”和“最小牺牲”定义税收的福利损失，对抗累退性，政府应当如同耶稣对待穷寡妇的两个铜板和富翁的十个金币，去再调整税负在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

累进税历来是普遍认为的社会公平调节机制，为左派所推重，就连《共产党宣言》都明确支持征收高额累进税，并将其视为“最先进国家”的特征之一。欧洲福利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背后，也有非常悠久的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历史。然而累进税的实质，其实是对社会公共服务执行价格歧视，对不同人群出售社会契约的不同定价。价格歧视可行的前提，是垄断者掌握完全信息，以及不同市场的有效隔离，前者会造成税收成本的提高，后者则会催生套利行为（逃税和避税）。更不要说，累进税本身所具有的效率缺陷，会抑制高收入阶层的创造力，一旦避税的驱动力超过创造价值，“成功者惩罚”就会从反面抑制税收总收益，导致福利支出的不可持续。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有力呈现了不平等加剧的现实趋势，累进税制并没有成功地调节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结果，相反却成了一种平等主义的幻梦。国家对稳定税基的需求，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依赖，令累进税制的大部分负担由中产阶级而不是富人承担，全球化进程极大刺激了资本收益避税工具的丰富，当国家调节能力弱化，累进税制不仅没有解决贫富差距，反而微妙地激化了衰退的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之间的对峙，为民粹主义崛起创造了财政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主动介入导致了国家的自我绑架。

“两只狗在争一根骨头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再找一根骨头。”但真实的困境在于，谁应该去找。或许平滑一点的累进税曲线能够将单一税的优点吸纳改善一部分，或许引入集体谈判机制商讨弹性税率是一个可行的改革方向，然而真正应该凝视的，还是国家这条史矛革巨龙，有多少惰性，又有多少动力，抓起又放下洞穴里的黄金。

文/孔笑微，原载于2019年10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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