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罗斯巴德:自由意志主义的道德十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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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喜爱热闹浮华,学者安于冷板凳。由于职业阶级和生理上的双重原因,罗斯巴德前半生的社交生活平淡,很少离开纽约,甚至很少离开曼哈顿的家宅,他患有旅行恐惧症,害怕坐火车,飞机,以及电梯。直到40多岁,罗斯巴德在精神科医生的帮助下克服病症,开始世界各地的讲座旅行。

深居简出的居家模式是否影响到罗斯巴德的思维理念,很难分析其相关性,可以肯定的是,他眼界有些井底之蛙,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声嘶力竭地控诉,华盛顿的官僚如何蛮横地干预市场经济,浑然不知世界大局。奥地利学派宗师大多来自欧洲,他们很清楚社会民主主义在老家如日中天,安·兰德来自苏联,经历过管制更严厉的左翼统治。

罗斯巴德是第二代移民(其父从波兰农村迁移到新泽西,在石油公司当化学家,收入不菲),他的追随者多为美国本土中产阶级子女,养尊处优,没有见识过真正的邪恶,在报纸电视上看到本国军队稍微有些粗暴,就大喊法西斯。安·兰德在极权政体里存活下来,逃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算旧账,她明确支持美利坚鹰派,对外强硬。

遏制苏联势必就要扩军,扩军势必就要增加国防经费,征收更多的税负。来自国外的米塞斯和安·兰德不约而同地决定,让渡部分公民权利,恳请美军来保卫自由世界的安全。第二代移民罗斯巴德感受不到紧迫感,在国际问题上怀有惊人的天真心态,他呼吁对莫斯科缓和,甚至开展自由贸易。

单纯理论方面来讲,罗斯巴德并不荒谬,外交上的孤立主义和国民经济上的市场自由主义互为表里,逻辑自洽。艾森豪威尔那类政治家才是自相矛盾的人,他一方面采取鹰派态度,大规模推进国防事业;另一方面提防军工复合体,告诫民众,一个膨胀的权势集团会威胁到宪政。

问题是,这个世界并不完全按照逻辑运行。罗斯巴德在保卫美国起到的作用,相当于东林党在保卫大明起到的作用,他们迂腐地讲究道德高调,给盟友扯后腿,作茧自缚。

1950年代参众两院审查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基金会是否赞助亲苏分子,罗斯巴德站出来仗义执言,尽管他一向蔑视洛克菲勒家族的进步主义立场。在普遍支持佛朗哥、李承晚政权的泛右阵营里,罗斯巴德特立独行,要求白宫停止对独裁者的庇护。米尔顿·弗里德曼认可尼克松在越战的扩权,罗斯巴德跟着民主党人一块指责尼克松为“帝王总统”。

新保守主义者不打算做腐儒,“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为了赢得冷战,他们把孤立主义与小政府精神视为共和党的负资产,决心抛弃。小威廉·F.巴克利呼吁放下政见纠葛,一致对外,他承认:“我们(即新保守主义者)已经不得不接受大政府的理念……如果他们(即市场自由放任主义者)把苏联作为对自由的首要威胁,他们就不得不支持庞大的陆军、空军、原子能源、中央情报、战时生产委员会、以及一系列随之而来的华盛顿的中央权力。”

我们为什么不是保守主义者

曾有记者用一句话概括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历程:“里根之前有戈德华特,戈德华特之前有巴克利。”小威廉·F.巴克利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他把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改造成里根的共和党,渗透并且成功控制了政党组织。

罗斯巴德是共和党转型的受损者,他厌恶保守主义,因为这个名字已经跟托利党、王权、政教合一捆绑起来,罗斯巴德支持潘恩,反对爱德蒙·伯克。其他奥派学者同样厌弃共和党右翼,只是程度稍有不同,哈耶克在1950年代专门写文章《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澄清外界的误会。哈耶克宣示,自己的政治谱系处于盎格鲁-萨克逊里中间偏左的辉格党人,罗斯巴德则自称处于比辉格党更左的约翰·洛克、杰斐逊派系。

哈耶克的公开划清界限,令中国追随者格外尴尬,他们选择性忽略奥派的辉格主义的一面,着重强调奥派反计划经济的一面,他们介绍爱德蒙·伯克的时候,着重强调他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一面,选择性忽略伯克反对工业化、城市化的一面。西方的新保守主义仿佛做了一场整容微调手术,改头换面,以东方审美标准,显示在中国的泛右阵营面前,知识分子非常满意,陶醉于其中。

戈德华特并不是中美新保守主义者理想的完美人选,他在1964年的总统竞选中,招揽凯恩斯主义者充任经济顾问,但他强硬反苏反民主党,这就足够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小威廉·F.巴克利策划密谋,推出非主流的戈德华特作为总统候选人,共和党世家子弟、进步主义派系的纳尔逊·洛克菲勒被迫退选,这件事放在君主制国家可以算是一场宫廷政变了。戈德华特声称,自己当上总统后,要往克里姆林宫的厕所扔原子弹,勃列日涅夫很庆幸,他最后败选了。

罗斯巴德很困惑,既然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在冷战中胜出毫无悬念,那为什么新保守主义者急于求战呢?顺着这个逻辑,罗斯巴德到了后期,干脆否认存在所谓的苏联威胁,仿佛俄国人造的航母、核导弹只是模型玩具。他认为,一切都是美国官僚机构夸大敌情,借机扩权的借口。

巴克利起而反驳,声称罗斯巴德大奸似忠,市场自由派对苏式计划经济的批评是小骂大帮忙。在越战白热化阶段,罗斯巴德附和左翼舆论,加入反战行列,客观上难道不是让美国大兵的鲜血白流?双方互相给对手扣上“战争狂人”“软蛋、绥靖分子”的罪名,罗斯巴德至死,都没获得巴克利的谅解。

新保守主义者和个人至上派的决裂不仅是党派理念的不合,也是阶级冲突。巴克利是知识分子,他的文人性格还不明显,另一个共和党右翼思想家拉塞尔·柯克则是典型的书斋知识分子,他摆出清高的姿态,表示对发财没有兴趣。

拉塞尔·柯克自负修齐治平的救世使命,在新保守主义的视角里,美苏博弈超过了比拼经济的层面,这是击溃“邪恶轴心”,解民倒悬的善恶之战。到了小布什时代,右翼的哲学意蕴更加浓厚,施派子弟厚古薄今,崇尚古希腊罗马的智性生活,发誓要清洗老大党(自19世纪以来共和党就跟工商业老板关系密切,故此得名)身上的铜臭味。

在美国的新罗马使命中,罗斯巴德自觉扮演起加图的角色,这个古罗马贵族,看穿了凯撒篡权的野心,然而凯撒倒打一耙,声称自己为平民代言,怒斥共和制不过是贵族维护一己私利的门面。

罗斯巴德跟同事成立智库,取名为加图研究所。新保守主义者把自由企业制度庸俗地理解为发财赚钱,可奥派诸位宗师何尝是爱财之人。自由意志运动自开创二十年内,没受到过一个大老板的赞助,直到1976年堪萨斯石油商查尔斯·科赫慧眼识珠,慷慨解囊,罗斯巴德才有资金创办期刊、智库机构。

个人至上派为了捍卫公民自由,阻挡大政府、“超级总统”、统制经济的降临,甚至不顾冷战大局。美国历史上不乏东林党、加图式人物,内战中南方同盟国总统杰斐逊·戴维斯请求授予战时特权,如果南方行使中央集权的手段,或许能避免败局。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竭力阻挠,州权神圣不可侵犯,脱离联邦之举不是抱残守缺,保护奴隶制,而是捍卫州权。斯蒂芬斯阻止了戴维斯的集权计划,也让南方同盟国的失败无可挽回。

冷战的进步主义者不在乎泛右阵营的内部分歧,正如同林肯不在乎南方领导层的内部分歧。苏联解体给自由意志运动赋予了意义,国际问题专家们一再告诉公众和白宫,苏军如何强大,坦克武器如何先进,要再等几十年,才能看到苏联覆灭。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之时,国际问题专家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奥派经济学家们并不意外,他们早就说过,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效率低下,早晚油尽灯枯。市场自由派的理论是正确的,苏联灭亡不干西方什么事,纯粹因自身国力透支而瘫倒。不过新保守主义者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如果我们当时在古巴导弹危机,或者越战初期阶段更强硬,或许能加快对手倒台的速度?孤立主义者的对外不干涉态度,是否延长了苏东国家人民的所受苦难?这些事后推演永远无解。

罗斯巴德活到了胜利,却几乎失去了全部朋友,巴克利、安·兰德从前的旧友反目成仇。民国军阀陈炯明曾给孙中山写过一句挽联,放在罗斯巴德身上却颇有几处吻合,概括他复杂的一生:“唯英雄能活人杀人,功首罪魁,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私情公义,全凭一寸赤心知。”

文/柳展雄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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