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对中印关系未来发展趋势的思考

展望整个中国的南亚策略,把印度置于中国的国际战略、南亚地区战略和中国西南战略方向的框架去考量,可以对未来的中印关系发展走势做出一些预判。

对印度在中国的全球战略中到底占据怎样的地位,中国要有一个判断。前文已经提到,在中国看来,印度既可能是中国在全球秩序改革和重建过程中的一个合作者,又可能是影响中国在南亚地区推行周边合作战略的一个阻挠者;印度既可能是中国南亚战略的一个潜在合作对象,又可能是中国西南地区国家安全的一个主要威胁。印度的身份是多元的。在不同的视角下,中国看到的印度并不一样,在国际事务层面、地区事务层面、双边领域层面都不一样。从不同的领域看印度,情况也是如此。在经济领域,印度可能是一个合作者,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在政治领域,中国又担心印度有可能成为美国、日本的有力同盟者而制衡中国;在军事领域,中国对印度快速增长的军事实力有可能威胁到中国西南地区的安全而感到忧虑。

印度的形象在中国看来并不是一面,而是多面并存的,因此中国需要做出的判断首先是在考虑中印关系时,印度对中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印度是中国一个可借鉴的外部力量,还是一个需要防范的对手。这对中国来说是核心性的问题。尽管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中国非常希望推动与印度的合作,希望视印度为“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但依然要弄清楚在中国的整个对外战略中印度的性质和作用。在全球领域中中国如何看待,在地区事务上中国如何看待,在双边领域中中国如何看待,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印度是不是像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涉及对印度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身份界定问题。

“一带一路”是中国近年来提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对外合作框架。在这个合作框架中,中国原本赋予印度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毕竟印度的经济体量是南亚其他所有国家加在一起都不能比拟的,所以如果印度成为“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对“一带一路”在南亚地区的推进会产生非常显著的助力。这是基于地缘经济考量而得出的符合理性的构想。但这个构想能不能实现,仍然要取决于很多客观条件是否具备,不是中国善意的主观期待和单方面努力就能促成的。

印度面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合作期待和地缘经济合作期待,考量要素比中国复杂。中国关注更多的是,如果印度市场能向中国打开,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对中国推进与南亚的经济合作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中国企业在海外找到一个新兴市场也会起到非常关键的正面促进作用。

但是,印度有如下几个焦虑。前文曾经谈到,印度担心“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印经济合作会将其经济发展纳入中国的经济框架中,将其经济发展置于中国经济发展轨道上。这是莫迪所不愿意看到的。不仅如此,印度还担忧“一带一路”倡议会使中国在南亚经济发展和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升,动摇印度在南亚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印度在南亚地区的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在使用军事力量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方面,印度也一直比较果断,这是因为南亚国家在经济上与印度完全不对等,印度的经济发展基本上不依赖南亚国家,其经济发展的外部助力来自美国、欧洲、日本。这一点与中国相比存在非常明显的反差。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的外部助力来自周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飞速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在周边地区使用军事力量追寻自己的目标,中国担心如此行事会损害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进而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反观印度,印度却不用担忧其地区霸权主义政策会在经济上反噬地缘合作成果。恰恰相反,印度更乐于使用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在周边地区追寻地缘政治目标。

印度所需要考虑的是,如果中国的经济力量在南亚进一步得到增强,有可能会使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多依赖于中国,而这种依赖强化到一定程度以后,会使南亚中小国家独立自主的倾向进一步增强。这些国家可能更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先是经济力量,再就是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来实现相对于印度的独立,以避免继续遭到印度霸权主义的干预。而这点正是印度所不愿意看到的。

印度面对“一带一路”倡议时至少有这两个方面的忧虑。而中国能不能说服印度消除这两个方面的忧虑,澄清这两个方面的误解,则是“一带一路”建设能不能争取到印度的实质性参与的关键步骤。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中国都不能让印度感到放心,那么让印度下决心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基本不可能的。

对于印度在经济方面的第一个忧虑,中国有可能解决。中国可以通过经济合作的实际成效,让印度感受到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经贸合作,对印度经济是利好的。那么怎么才能做到呢?并不是中国向印度反复解释经济合作不会影响其工业化、产业化,这种观点不论中国强调多少遍,印度也不会相信。关键是中国要通过深化与南亚周边国家的友好平等互利合作,让印度看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并不会把周边国家纳入中国的经济发展轨道中,并不会使印度成为中国经济的附庸。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经济合作,确实帮助这些国家提升了自身的“造血”能力,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遇,建立了更好的工业化、产业化平台,国内市场进一步被挖掘出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如果中国做到了这些,有可能对印度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心理说服作用,这要比中国直接去跟印度谈“一带一路”不会影响其国内的正常产业化要好得多,比中国通过某些非中性的安排为印度提供经济优惠也要好得多。这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只要中国坚持不懈,让印度感受到中国发展给周边国家带来的好处,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

即使中国做到了这一点,也还不足以消除印度经济方面的忧虑。消除印度地缘经济方面的忧虑非常困难。印度认为自己的地位优于南亚其他国家,要求区域外国家在与南亚地区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必须承认并在政策上贯彻这一点。中国的经济合作规划如果要消除印度的地缘经济忧虑,仅仅提供均等化的政策安排和制度框架是不够的,还必须满足印度把自己置于南亚其他国家之上的要求。这件事情既违背中国的外交传统,也违背中国的经济利益,还与中国在经济上向印度证明“一带一路”不会影响印度自身产业化进程的考虑相背离。中国需要通过与南亚周边国家的合作成果向印度证明“一带一路”对其发展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假如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事事以印度的经济利益为核心,那么“一带一路”就很难在南亚周边地区真正开花结果。而如果“一带一路”没有收获共赢的实际效果,中国就无法向南亚周边国家包括印度在内证明“一带一路”有利于本地区所有成员,能够实现互利互惠。这就陷入逻辑上的一个死循环中,或者称其为“一带一路”与印度关系的“二十二条军规”。

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真正的难题,难题的化解者不是中国,而只能是印度。中国如何能够让印度认识到,把南亚国家视为自己的“禁脔”,建立所谓南亚封闭的霸权体系,并不符合印度的利益,也不符合印度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这才是真正的难点。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决问题的只能是印度政府,不能是中国。在印度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之前,中国想争取印度全心全意参与“一带一路”是做不到的。关于这一点,中国已经在一段时间以来中印两国围绕“一带一路”的对话中感受到了。

在上述两重经济忧虑中,印度更担心的是“一带一路”会削弱自己的地缘政治优势,而这恰恰是中国无论如何说服不了印度的。所以,在“一带一路”问题上中国要有耐心,要让时间来证明中国的努力是真正有利于南亚地区的,并不会对印度的国家利益造成伤害,尤其不会对印度并不合适的过分的利益需求造成伤害。

印度关注自身的产业化是一个合理的利益诉求,中国要体谅并尊重,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可以与印度达成共识,共同解决印度关心的问题。但是,印度的南亚地区霸权主义诉求并不是一个合理的诉求,所以中国既不可能在道义上支持,也不可能在现实中予以配合。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未来的中印关系发展,双方都需要摆正心态,对于中国来说,要戒除急躁心理;而对于印度来说,也要看到长期与中国博弈,甚至在每件事上试图以压迫性方式向中国主张合理或不合理的权益最终并不会有利于印度。尽管中国的主要方向不是印度,但也绝不意味着中国会无底线地让印度不断地进行战略透支,不断地利用中国现在不以印度为主要对手的心理向中国提出一些过分要求。

中国要认识到,尽管在双边关系中,中国的确不能像印度那样集中大部分力量在北方边境上与印度展开战略博弈,中国理想的战略是以最低的成本维持基本的战略稳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印度每次制造的挑衅都要宽宏大量。实际上,中国应该考虑适时对印度采取止损策略的必要性。也就是给印度树立一个标杆,告诉印度什么是中国的底线。这并不仅仅是从降低成本角度来考量的,从长远来看,这也是为了避免印度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以攻势性策略来推行问题外交,从而形成讹诈中国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因为假如印度把这种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当作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就会不断地制造事端挤压中国和测试中国,从而使中国必须不断地迎接挑战,分出精力去处理这样的问题,这种越求稳定而越不得的状态显然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在双边领域上,有关领土和边界问题,中国要坚决防止印度故技重施,再度进行类似洞朗事件的冒险活动。否则,印度在中印漫长的边界线上还会做出类似的冒险主义行径。中国要防止印度产生误判,认为中国在2017年对洞朗事件的处理会成为以后中国对所有涉边事件处理的惯例。洞朗事件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不应该成为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常例。

有关西藏问题,中国应该明确强调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既然这一点印度政府是承认的,那么印度政府就有必要把这个承认体现在现实中。尽管达赖分裂集团在印度的活动并不会影响西藏的长治久安,然而中国在外交上还是要严肃地向印度告知这样的行为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

有关经济合作问题,无论是中印正常经贸关系,还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更应该做的是以市场为原则思考中印合作问题。中国可以期待印度作为新兴经济体,其10多亿人口规模的巨大潜在市场能够对中国发挥重要的拉动作用。同时,中国也要实事求是,印度至少在眼前还没有做好向世界包括中国在内开放国内市场的准备,而且就中印关系的性质和状态而言,中国没有能力帮助印度收窄这个时间周期。

基于印度目前的工业发展水平,特别是工业布局状态,要求印度实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印度是做不到的。中国要给印度时间,要体谅印度希望为自身发展预留空间的想法。中国应该更多地以市场原则为导向参与印度经济的发展。中国不要指望印度和中国在经贸合作方面,特别是在开放市场方面在短期内能有大的突破。实际上,印度是除美国以外的另一个对中国实施非常严厉的保护主义政策的国家,印度对中国产品的“双反”调查在数量上甚至比美国还多。中国可以与印度就经济开放问题进行交流,但不能一厢情愿地指望在短期内就可以解决问题,在经贸领域中中国特别需要耐心。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借助时间因素使印度清醒起来。中国当下急于争取印度,甚至给予印度一些相比南亚其他国家、中国“一带一路”其他重要伙伴的超常待遇,这并不适宜。印度是中国的一个重要邻国,但不是一个特殊邻国。中国需要把“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的外交基本原则贯彻到外交中,将其作为衡量中国对南亚策略的一个标尺。中国过去与南亚地区包括印度打交道的历史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国对南亚事务的参与力度越大,对南亚中小国家的利益关切考虑得越多,在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就越平衡。

在南亚地区印度一家独大,这是毫无疑问的。其他国家相对于印度来说实力明显不足。如果中国在与南亚其他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也以印度为优先的目标,优先照顾印度的顾虑,唯一的结果就是使印度一家独大的地位变得更加明显。印度有没有必要因为中国的配合,就认为中国的帮助与支持是稳固其在南亚地位的关键因素,或者因此而对中国予以回报,在外交上、经济上、安全上与中国展开平等合作,并进行相互配合?印度并没有如此“投桃报李”的必要。如果中国这样做,会使南亚其他国家与印度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从而更有利于印度在南亚地区推行排他性霸权主义策略,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利益的,也不符合中国的外交原则。

在南亚独特的地缘政治格局下,中国更应该做到的是,努力支持南亚的中小国家独立自主,以一个域外世界大国的身份去帮助南亚国家更好地发展自己、保护自己,实现南亚地区的真正平衡。在南亚地区框架下,中国应该更多地思考战略平衡,而不是一时的战略稳定。假如以长期的中国利益不断受损、南亚其他国家利益不断受损为代价的话,那么这个稳定是不值得追求的。

中国在参与南亚地区事务时,要坚持“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中国对于在地区层面做出的一些承诺要坚持到底。例如,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合作、与尼泊尔的合作、与孟加拉国的合作,尤其是与传统的朋友巴基斯坦的合作,不应该因为印度的阻挠和非议就有所调整,中国要继续推进,用坚定的步伐来展示对南亚国家的承诺是严肃认真的。这样才能最终通过中国的合作成果让印度感受到以下两点:第一,中国在经济上进入南亚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个趋势印度是阻止不了的;第二,中国在经济上进入南亚并没有对印度产生实质性威胁。这样的判断只有在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南亚,而且中国的经济存在已经在南亚本土化并开花结果后,印度才可能相信。中国在南亚尚未取得实际性经济成果之前,印度不可能预判到这一点。中国把在南亚的经济合作做得越好,促使印度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是不对的,从而重新思考中国在南亚的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不是恰恰相反。

在中巴经济走廊问题上,中国应该继续大力推动,这不仅仅是出于平衡的考量。在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过程中,印度不应该是中国制定和实施政策的一个限制因素。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也就是说它是“一带一路”的标杆,其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一带一路”其他参与国家对中国的信任。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成果越好,在南亚乃至全世界“一带一路”伙伴国家的信心就越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可因为印度的阻挠就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上做出任何调整和改变,应该继续加大推进力度。

在全球问题上,中国应该争取与印度的合作,但不能以中国的地区利益、双边利益的损失为代价。对中国而言,与印度的合作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不是一个必需的组成部分。为了一个重要但不必需的组成部分而牺牲周边的核心利益,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外交选项。

中国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之一,可以适当对印度的一些要求做出积极回应,毕竟在国际事务层面中印的合作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作为两个亚洲大国,同时作为两个新兴经济体,中印之间也有非常多的共同语言。在强化共同语言方面,中国要下更大的力气,争取实现与印度政策需求的有效对接。在有些问题上,中国可以适当照顾一下印度的关切。在与印度打交道时,中国能谈的要谈,能合作的要合作,当然也要有原则,面对印度的非分要求,该要坚守底线的,必须坚守。

现阶段中国最需要的是,在中印之间确立一种新的政策平衡。让印度知道什么事情是中国不会接受的,中国的底线是什么。毕竟,虽然中国从整体战略态势来说不可能以印度为主要对手,但并不影响中国在一段时间之内给印度以比较大的安全压力,使印度承受来自中国的压力,对其外交行为进行一些修正。在中国整体对印策略不变的情况下,对具体的战术做出一些调整,可能更有利于未来中印关系的发展。

中印两国过去几千年来都是友好邻邦,中印两国之间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除了1962年的边境战争以外。中印两国先后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以后,在大部分时间里两国的人民也是友好的,两国政府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分歧,但多年来大体上维持了双边关系的稳定。中印两国有长期合作和友好共存的基础,只不过现在受到一些问题的阻挠,尤其是印度对华政策的一些不健康倾向的干扰,使中印之间出现了一些杂音。这些杂音通过中国自身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除,中国同时可以展示诚意,最终使中印关系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有两种观点需要警惕。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印两国互为战略竞争对手,已经成为彼此的危险敌人。实际上,中印关系远远没有恶化到这种程度,中印两国之间仍然有非常广阔的合作空间,即使在领土问题上双方的行为也都非常有分寸,并不会因为领土问题造成大规模冲突。实际上,作为有上千公里未划定国境线的两个大国,中印之间维持了这么多年的和平是相当不容易的,中国要看到中印两国依然具有合作基础,印度目前充其量只是中国的对手,还没有成为中国的敌人。

第二种观点认为,印度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一个伙伴,中国必须搞好与印度的关系才能实现“一带一路”的目标。这种观点对“一带一路”的性质有所误解。“一带一路”是一个面向世界提出的地区经济合作规划,这个规划平台是开放的。开放的意思就是愿者来、不愿者去,不存在哪个国家是这个平台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印度当然好,没有印度,中国也在推进“一带一路”,并取得了相应的进步。中国要客观评估印度的作用,要体谅印度在“一带一路”方面态度游移的心理需求。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能急于求成。

总而言之,印度不是中国的敌人———至少现在还不是,但也不是中国成长中一个必需的合作伙伴。印度是中国的一个重要邻国,中国要以一种正常国家之间关系的心态去看待印度,希望通过与印度的友好合作维护西南战略方向的稳定。但是,所有的政策都有成本,中国对印度的政策也有中国的成本。这个成本的边界就是:第一,中国不能伤害自己的核心利益;第二,不能伤害中国对南亚周边国家的承诺;第三,不能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这是中国对印度应该坚持的底线。

本着着眼于未来的原则,中国对中印关系发展还是有信心的。这个信心主要还是来自中国对自身发展的信心。中国相信随着自身实力的进一步提升,随着外交政策的进一步成熟,随着“一带一路”的进一步开花结果,印度最终能够摆脱对华思维中不应有的误区,使中印关系的发展延续中印两国人民几千年来结下的深厚友谊,符合中印两国作为两个新兴亚洲经济大国的发展前景和共同利益。这一天的实现,需要双方的努力,需要双方的智慧,孤掌难鸣,仅仅靠一方不断做出让步,显然是做不到的。但是,也不要因为目前的困难而认为中印关系发展就一定会像某些西方媒体所鼓吹的那样,最终会兵戎相见,陷入“一山不容二虎”的发展困境中。

其实,凭借中印两国的古老智慧,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和印度能够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来,让中印的合作成为未来亚洲国家之间合作的一个重要典范。中国和印度曾经做到过,以后两国也应该能够做到。这需要双方相向而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既要说服对方、争取对方,也要告诉对方什么事情是中国不可接受的底线。

本文节选自叶海林著作《当代中印关系研究:理论创新与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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