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需要注意到,东盟一体化发展进程虽然并不尽如人意,但还是远远领先于印度主导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ＳＡＡＲＣ）。在推进区域一体化、提供区域经济公共产品等方面,印度能力不足的缺陷相当明显。这种不足恰恰为中国以经济手段进入南亚地区,丰富和发展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创造了条件。这也就是近年来尽管印度在很多地方都试图阻止中国进入南亚地区,但效果都不好的原因。比如在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当然更明显的是在巴基斯坦。
总之,在地区层面,双方的认知差距也很明显。印度认为自己是南亚的老大,其他国家要进入南亚都必须以印度为核心,但在经济上印度又做不到建立一个能够排斥其他区域外国家进入南亚的封闭的经济体系,这就使得印度的地缘政治野心与经济实力之间出现了断层。中国固然非常希望发展与印度的正常经贸关系,但中国并不愿意以牺牲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的正常合作为代价来满足印度的需求。在这个层面,中印双方也存在非常尖锐的矛盾与冲突。
最后,在双边领域层面,中印之间实力差距明显。尽管在国际事务层面中国的国际地位高于印度（至少中国的国际规则话语权是强于印度的）,在地区事务层面中国的经济实力也要强于印度,但是中国对印度并不拥有压倒性优势。例如,在国际事务层面,印度同样有制衡中国的能力。印度与欧美、日本等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的关系更加密切。依靠这些国家或地区,印度还是能够制衡中国的。在地区事务层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印度为周边地区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不断提高,而且在南亚地区传统上印度的政治和军事控制能力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域外国家。印度在地区事务层面也有与中国相互折冲的条件。所以,在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两个层面,中国虽然有优势,但都不是压倒性优势。但是,在双边领域层面,中国可以看到中印两国的绝对实力差距非常明显。中国的经济实力五倍于印度,考虑到国防研发能力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程度,包括国防自主,实际上中国在军事上与印度的差距可能还不止五倍。但是,恰恰是在实力上占据明显优势的双边领域中,印度的表现是最有攻击性的。为什么会出现一种实力与意志不相称的反差呢?
在双边领域中,尽管中国的整体实力远在印度之上,但在具体的中印关系上,也就是中国的西南战略方向上,中国可以使用力量的程度、决心和意志都不如印度。原因就在于在双边领域中,印度认为中国是其安全最主要的挑战者和威胁者。在整个南亚地区,印度唯一的焦虑来自中巴合作,也就是来自喜马拉雅山的北边。而在中印双边关系上,中国对印度的安全顾虑却远远小于印度对中国的安全顾虑。在中国的整个对外战略格局中,西南战略方向是中国的一个次要方向。中国的主要安全焦虑不是来自印度,而是来自海上方向。而在海上方向的安全挑战背后,中国都可以看到美国的存在,中国最大的安全压力来自美国。因此,中国在西南方向上投入的力量必然是有限的,使用力量的决心与印度相比也必然不足。一种战略困境和由此导致的危险始终是存在的:假如在西南方向上中印发生大的冲突,中国恐怕不得不从主要战略方向上分拨很大一部分力量到西南方向维持战略平衡,以保证中国在这一方向上的利益不受损失。这与中国整体对外安全战略的目标相背离。中国有不得已的顾虑,印度却没有这个顾虑。因此,尽管力量总量有限,但印度可以更加集中地使用有效力量在北部边境上给中国施加压力。
与此相关,在印度看来,在安全话语下中国的顾虑要远远大于印度,因为中国必须考虑与美国的关系,印度则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印度在安全领域挑战中国只会得到美国的支持,甚至很多举措就是美国怂恿的。而中国在安全领域中,特别是在边界等问题上,如果对印度采取果断措施反制的话,那么有可能不仅要面临印度的反弹,而且会遭到美国的阻拦,中国的顾虑要比印度大。在这样的一个判断下,在边界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安全领域问题上,印度可以采取更主动、更果断的措施去打乱中印关系的节奏。这也就是中印两国在2017年会发生洞朗事件的原因。
三 洞朗事件的缘起与印度的考量
印度对华最具挑衅性的举动其实是从最薄弱的力量环节中发出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回顾2017年中印双方的互动过程,就能有所体会。
2017年2月,印度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要将巴基斯坦极端组织“穆罕默德军”的头目马苏德·阿兹哈尔列入联合国安理会1267号决议委员会制裁名单。这是在现行国际规则下,印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新兴大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维护者的要求。中国做出了技术性搁置的动议,表示希望印度和巴基斯坦首先能够达成共识。如果印巴两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就会一路“开绿灯”。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涉及中国的利益,而是涉及中国如何看待国家间关系和地区事务。
2017年4月,印度在首尔的核供应国集团会议上又提出了希望在不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情况下能够成为核供应国集团的正式成员。前文已经谈到,中国以“这个国际规则是一个普遍性规则,不可能为某一个国家开绿灯”为由,没有支持印度的主张。这两件事情都是印度在国际体系下向中国提出要求的案例,印度的要求均没有得到满足。
在国际事务层面,印度向中国提出要求,如果不能得到满足,印度并没有太有效的反制手段。而印度如果想在这一层面拒绝中国的要求,反制或者报复中国,中国首先得向印度提出相关要求,而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革与重塑方面并不会有什么方案必须得到印度的支持。中国的方案有印度的支持很好,没有印度的支持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并没有一个对等的讨价还价的空间。印度的失望之情也因此表现得比较明显。
当印度在国际事务上无法制衡中国的时候,中印两国的竞技场就转移到了地区事务层面,具体体现在两国关于中巴经济走廊的分歧上。作为中国向南亚拓展战略和经济利益的既定方略,中巴经济走廊被中国确定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一定会向前推进。这是毫无疑问的。无论印度说什么甚至做什么,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都在继续推进。对此,印度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没有能力阻挠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日渐深入。
由于在国际事务层面和地区事务层面对中国都没有太好的制衡手段,印度又希望建立一种与中国对等的大国关系,其注意力就自然转移到了双边层面。在双边层面,印度在2016年、2017年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
印度在对中巴经济走廊提出争议却没有得到中国的妥协之后,就开始在国内掀起了一轮针对中国产品进行报复的浪潮。但是,这种抵制不会有任何效果。虽然印度自莫迪上台以来就力推“印度创造”,但在许多工业产品,特别是涉及民生的产品方面,印度除了从中国进口之外并没有多少替代选项。在经济上,印度对中国进行反制,但条件并不成熟,效果也不明显。
打经济牌的效果不好,印度对华还剩下两张非常重要的牌可打,一个是西藏牌,另一个是边界牌。从2016年底开始,印度在西藏问题上采取了新一轮的小动作。印度邀请美国驻印度大使到访达旺,并把十四世达赖喇嘛请到印度总统府,由印度总统慕克吉会见。以往印度认为这些小动作能够伤害到中国,20世纪80年代,印度采取类似的一些动作会让中国西藏的社会稳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过去之后,这种手段的效果基本上被评估为零。印度的举动并没有影响西藏人民生活的安宁和秩序,考虑到当前达赖喇嘛的分裂活动在整个国际事务层面日渐式微的情况,在国际事务层面这些动作的信号也放大不到哪里去。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手中唯一的一张牌就越发显得有价值了,那就是边界问题。2017年6月,印度在洞朗打出了这张牌。印度敢打这张牌,并不是说印度在边界地区的军事实力形成了对中国的压倒性优势。实际上,在边界问题上中印两国的实力对比印方虽然占优,但也仅仅是前沿优势。印度真正的底气来自新德里对中印两国战略态势的分析对比结果。前文已讨论过,中国在中印方向上投入力量的决心无法与印度相比,因为中国有更多的安全焦虑要去考虑,有更多的地缘政治问题要去处理,西南方向不是中国唯一的战略方向,虽然中国实力明显占优,却不会集中全部力量针对印度。不仅如此,在印度看来,在边界问题上挑衅中国还可以得到美国的支持,而中国如果在边界问题上采取严厉的反制措施则很可能会被美国用来在国际社会上掀起一轮反华浪潮。印度由此判定,借助有利的国际形势,在边界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挑战,遭遇强力反制的可能性不大。因此,2017年6月,印度在洞朗地区制造了洞朗事件,希望用洞朗事件扭转一段时间以来中印关系发展不利于印度的态势。
在洞朗问题上,印度的冒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前的中印关系发展做了一个方向性的调整。此前,不管中印之间有什么矛盾,但两国关系还是在正常向前发展的,在某些点可能慢一些,在另外一些点可能稍微快一点。但是,在洞朗事件之后,中印双边关系迅速陷入低谷,双边关系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修补。
通过洞朗事件可以看出印度的思维方式。第一,印度敢于在边界问题上对中国挑战,是因为印度觉得,中国受制于当前的国际形势,不太可能对其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第二,印度并不愿意在边界问题上与中国陷入长期的争端。对于这一点,人们在洞朗事件的过程中看得非常清楚。印度在入侵中国领土时反复强调愿意和中国谈。实际上,这个“谈”是无从谈起的,在印军还留在中国领土上的情况下,中国和印度不可能像印度所设想的那样“谈”。恰恰是这一点,使人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印度更希望用边界问题向中国施压,以换取在其他领域中中国的让步。印度很清楚不可能长期赖在洞朗,洞朗不是印度领土,这是印度自己承认的。以往的边界对峙,双方会各自指控对方入侵了本国领土。而在洞朗事件中,印度所使用的理由不是中国入侵了印度领土,而是中国在洞朗的行动影响了印度的“保护国”———不丹的利益。这种策略意味着,如果中国能够满足印度在其他领域的要求,印度在洞朗问题上是可以妥协的。这个策略更深层次地反映出了印度对中国的真实心态:边界问题在印度看来并不是希望马上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更多的是把边界问题作为唯一能够打疼中国的一张牌来用。这就是印度在洞朗制造这样一种冲突,并且坚持下去的原因。
四 中国总体外交思维与印度“问题外交”思维的比较
透过洞朗事件前后印度的一系列举动,可以把印度对华的策略总结为“问题外交”。印度不像中国那样关注双边关系的整体状态,而是关心用一个个问题来测试中国对印度的真实政策,并且就一件具体的事情而言,印度的思路是这件事情能拿到多少好处就拿多少好处,拿不到好处就换一件事情再提出来,是用问题清单式的方式向中国提出要求的。这种外交思维可以称为“问题外交”。
与之对照,可以把中国对印度的策略称为“总体外交”。在中国看来,中印之间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双方要看大局———中印两国如果合作将会为亚洲地区做出很大的贡献。这是中国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印度的思维方式。印度则认为,双方先不谈整体,先谈具体问题,而在具体问题上中国能够对印度做出多大让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对印度的要求,这是印度对中印关系的衡量标准。
两国对双边关系的衡量标准不同,自然导致双方对目前中印关系的考量、评价以及各自应用的政策都不同。中印两国应用的价值体系不一样,印度的评价标准和中国的评价标准并不相称。这是对中印关系进行考察时,一个应该特别需要注意的视角问题。衡量标准的差异使两国很难找到一套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交往方式。因为每一套交往方式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对这套行为方式的结果的心理预期,也就是一个国家更希望看到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双方预计的结果不一样,那么就很难达成共识。这是当前中国和印度之间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在思考未来的中印关系发展态势时,在这个方面应该给予更多的侧重。如果双方在对彼此的思维方式上不能充分理解并在此基础上互相谅解,恐怕将来很难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诉求以维护中印关系的稳定,遑论促进双方的务实合作。
展望未来的中印关系,也要注意到,中国外交习惯和印度外交习惯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印度在洞朗事件以后并没有改变“问题外交”方式以及与中国打交道的攻势思维。不管是在洞朗的现地部署还是其他问题上,印度还是按照以往的思维方式,继续拿具体事件上的尺长寸短来衡量中印关系,并且不断抛出印度所关心的问题要求中国做出答复。这也很正常,双方在博弈过程中,实力相对较弱但态势较为有利的一方的思维模式总是这样的。在印度看来,或者印度所关心的事情都需要得到中国的赞同,或者中国的行为对印度的利益会产生很大影响。无论是印度的国际地位能不能被全球大国真正认可,还是其地缘政治野心能不能被大国所尊重,印度都需要逐一地与中国去讨论这些问题。而中国对印度的基本策略则是更希望稳定住中印关系,维持关系稳定是中国最基本的政策目标。
比较一下中印两国的政策取向,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别是,印度关心的是结果,中国关心的则是过程。印度更希望每一件事情都能产生一个对印度有利的结果。那么,为什么印度会觉得尽管中国的实力明显占优,但自己依然可能得到这种有利的结果呢?这是因为中国现在的战略压力很大,中国要应对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压力,以及来自周边其他国家的挑战,印度不是中国的唯一对手,也不是中国的主要对手,所以中国有可能会对印度做出让步。而中国关心的恰恰就是中印关系的整体状态是否稳定。因为,诚如印度所预判的那样,中国的压力的确很大。就算在双边框架下每一次博弈都压倒了印度,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也不会因此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中国还要面对美国和日本,全球性的压力必然迫使中国更关心如何以较低的成本稳定中印关系,让中印关系不会成为中国周边的障碍。这是中国的思维方式。
因为两国的地位不同、战略目标不同,中印的思维方式有这样的差距不足为奇。对中国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印两国如何在存在思维差距和体系认知差距的情况下找到一个力量均衡点,既避免印度不断测试中国,也避免中国出于整体考量对印度做出太大让步。双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确定彼此交往的基本共识———双方的行为底线在哪儿,能够接受对方在本地区拥有多大的权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能不能找到这个均衡点将决定中印两国未来能否实现双边关系基本稳定,而均衡点所在的位置将决定双方交往过程中的利弊损益状况。
中国关心的是中印关系的基本状态。在这个状态下,中国希望以最低的成本避免陷入安全对峙,并且实现与印度的经济合作。因为中国认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印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如果印度能够参与“一带一路”,将对“一带一路”的实施产生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
在地缘政治层面,中国看印度也存在从国际、地区到双边的三个维度。在国际事务层面,中国认为印度可能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能够与中国携手共建国际秩序。而在印度看来,这个问题更多地意味着印度如何借助中国的力量实现自己与中国平等的大国地位。在这个层面上,双方之间尽管有共识,但也有认知上的差异。
在地区事务层面,中国希望印度成为其在南亚至关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渴望南亚这个拥有10亿量级人口和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能够向中国打开市场,让中国的企业在海外找到新的增长点,通过中印两国的产业对接实现亚洲的经济一体化。站在印度的角度看,印度对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并非没有需求,但首先要看到这个需求是具有替代性的,印度也可以从别的国家获得这些。其次,印度对经济上的合作项目也有自己的担忧。印度非常担心这种经济合作会将其经济发展纳入中国的经济轨道中,而这是要打造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的印度所不愿意看到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在曼莫汉·辛格执政时期,印度主张采取以远程医疗、“世界办公室”、软件研发为代表的服务业优先发展模式。
以服务业立国的印度还有可能与中国在很多项目上开展对接。毕竟,曼莫汉·辛格时期的印度对自身的工业化进程并不太在乎。而在莫迪执政时期印度走的是“印度制造”“印度创造”道路,对中国的基建能力反而会充满警惕。印度想借助中国的基建能力提升自己的工业化、产业化水平,但又担心中国的大规模介入会使其产业被纳入中国经济发展的轨道中,成为中国的附庸。这种矛盾心理表现在印度对“一带一路”、中印经济合作一会儿热情高涨,一会儿又充满狐疑。印度的这种心态固然谈不上扭曲,却是在中国周边国家中所独有的,因为其余的国家经济体量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健全的产业体系,用不着担忧这个问题。借助“一带一路”融入中国的产业体系,实现双方的产业对接与合作,在那些经济体量小的国家看来,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至少不算是一件坏事。而在印度看来,则肯定不是一件好事。
在双边领域层面,双方存在很多结构性的矛盾,最明显的自然是领土问题,需要双方慢慢调试,急不得。从中国对印策略来说,中国希望稳定住印度,不让印度成为中国当前的一个主要对手,中国关注的是一个状态。而印度则是要利用中国现在面临的比较严峻的整体国际形势,特别是在中国与美国、日本矛盾比较深的环境下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印度关心的是现阶段的结果,至于50年以后、100年以后中印关系会怎么样,不是现在的印度需要关心的。在这一点上,中印双方之间有一定的心理落差。
这个落差如果弥补不了,未来双方还会出现很多类似洞朗事件的情况,甚至产生更加严重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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