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首先，虽然眼下还的看不到中国像1960年代末的欧洲那样担心美元的价值（毋宁说，2016年围绕人民币汇率的攻防还增加了美元在中国政府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这种担心曾是推动黄金流失和布雷顿体系正式解体的主要原因，但中国对这个体系的忠诚度却还有更应该令人担心的地方。

上文曾经提及，始于1992年的、中国对市场和私有企业制度的拥抱并非没有保留。限于篇幅，此处仅举一例。早在1995年，朱镕基主政下的中国政府就明确了“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路线，同时，一度在公开媒体颇为流行的意义明确的“国企私有化”也被“国企改制”这样模糊暧昧的词汇所取代。当年，中外观察家和公众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了“放小”的力度，以及由此带来的机会和问题（特别是“下岗”）上，对于中国政府的“抓大”倒留心不多。二十年后的2015年，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关于金融危机之后“国进民退”的讨论之后，中国官方推出的关于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却大谈国企体制已经基本上和市场相适应，未来的问题是要“做大做强做优”以及确保对于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联系1995年的所谓“抓大”之说，人们有理由得出结论：中国官方对于通过大型国企来掌控经济、间接控制私人企业的决心，二十余年从未改变。除了国企问题之外，中国政府在核心商品物价、金融体系、土地制度和人员的国内流动和私有产权保护等经济基本制度上，都和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保持了非常大的距离，而且人们看不到中国政府去缩小这个距离的努力。

一言以蔽之，中国做为所谓“布雷顿2.0”体系的最重要成员之一和最大受益者，它的政府对该体系背后那套理念却是选择性使用的。这种取舍的标准是经济民族主义的狭隘见解，还是维持政权独享的政治需要，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人们很难期望，中国会像七、八十年代的欧洲和日本那样，与美国在共同理念基础上为维持世界经济体系运行而进行充满计较但总也不乏诚意的协调。

也许这才是对”布雷顿2.0”体系最大的威胁。因为，我们已经可以从《时运变迁》中看到，布雷顿体系总是在解体的过程中，而相关方在这期间的政策协调，或曰各方都不采取两战期间的那种对立性措施，才是在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上保持国际经济顺畅运转的关键。中国虽然目前正扮演着自由贸易的最大吹鼓手的角色，但是焉知这并不是决策者的权宜？毕竟，中国甚至以更大气力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像极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各主要大国抢夺殖民地，建立尽可能大的代替世界性经济自由的，自足经济帝国（imperial autarky）的努力。如果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切近的比较案例，那就是斯大林在二战后提出的“平行世界”理论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体制了。这些都是自由开放的世界经济的死敌。

其次，但真的并不是更不重要的是，即使在北美、西欧和日本等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带，如英国脱欧和川普当选所反映的那样，相当部分普通民众正在对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的普惠性失去信心。

战后西方经济政策的重心之一，就是确保在开放的市场竞争中的暂时或长期失利的那部分人，能够得到一定的保护和帮助。本文反复申说了，布雷顿体系许可国家在一定条件下使用汇率手段来保护本国经济的重要性。目的相类的其他手段还包括，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允许的紧急情况下的贸易救助措施，以及更基本性的，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的福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这些政策和制度建设一起，构成了所谓“内嵌的自由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既寻求自由竞争带来的效率和福利改进，也同时体认以下事实：不是所有人、在所有时间都能公平地获得这些好处，而出于正当的伦理、宗教、文化、社群等考量，国家应该在综合考量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后，在经济利益的分配方面扮演均衡性的角色。

问题在于，在1980年代的撒切尔、里根革命之后，上述共识开始在西方主要国家内部逐渐瓦解。各种社会安全政策和再分配政策，都出现了向右转，也就是更强调竞争中优胜者的利益的倾向。1990年代的克林顿和布莱尔政权，通过“第三条道路”的掩护，其实代表传统的中左政治力量对右翼政治力量做了社会经济政策上的历史性妥协。

与此同时，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在国际、国内政治障碍解除和技术突破性发展的带动下，空前深入。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确受益于这个过程。兹不赘述。在所有的发达经济体内部，一方面是资本所有者和高级技能拥有者，也的确得到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和使用自己的资本的巨大好处，中下阶层却以失业和实际工资增长停滞的方式承担着这个全球化的最大成本。当然，在发达经济体向右转的经济政策的示范下，即使在那些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内部，其分配模式也在日益复制着发达经济体的模式。

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后冷战时期，与冷战时期相反，国家间的贫富差距缩小了；但在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内部，与冷战时期也相反，各社会阶层间的贫富差距却加大了。冷战期间，布雷顿体系及其后续安排，无能为力于世界的发展问题。后冷战时期，布雷顿体系的重建似乎更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只可惜，这种解决发展问题的方式，却是以发达经济体内部的社会和谐的丧失为代价的。赞成英国脱欧的人们说，“我们何曾得到了一体化的好处？” 支持川普当选者的理由是，“我们的工作被中国人偷走了，川普会帮助我们找回来。”

秩序领导国家内部对于秩序本身的可欲性的质疑，可说是这个秩序最大的危机吧。

结语

我们身处何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大概总也摆脱不了我们对于过去的理解。以沃尔克和行天丰雄两位资深国际经济官员所著的《时运变迁》为核心，本文考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它的变体和扩展版，以及更重要地，该体系的具体安排所内涵的政治经济学理念。我们看到，兼顾自由竞争和社会稳定的种种努力和安排，既是必需的，又是困难的。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那一代人，总结他们的历史和知识，所创立的这个世界经济制度，绝不是最完善的，但的确是在既定现实条件下最可能实现那种兼顾的一种安排。自那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为此做了注脚。

特别重要的是，迥异于十九世纪的经济秩序，二战后的世界经济秩序从不假设，只要坚守某种安排，世界经济的良好运转就能自动达成。恰恰相反，它内在地要求参与者积极地、经常地协调。换句话说，哈耶克所说的“市场自发秩序”并不为二战以来的政治经济决策者所信奉，波兰尼关于十九世纪自动平衡机制所造成的灾难的描述，似乎更令他们折服。

在1980年代初，种种其复杂非本文所能探讨的原因，导致了西方主要国家的政策吊诡地出现了，向不相信市场之外的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正当角色的方向的转变。在这样一种思潮的影响下，加上冷战胜利恰在这个思潮方兴未艾之时的到来，世界经济秩序中的市场因素，事后看来是不成比例地超过了监管和协调的因素。在那之后的全球化的深入，就是市场几乎不受限制地发展的结果。而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谈到的那样，这种发展已经到了威胁其自身存在的地步。

问题当然是人们如何回应这些挑战。对此，本文似乎给出了些不容乐观的理由：中国这个最大受益国的三心二意，英美这样领导国家的内部分裂，更不必说弥漫欧洲和日本的悲观主义情绪，等等。此际，像中国、俄国、土耳其之类国家，还通过高调地向世界推销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从理念上第一次威胁着自由主义制度的正当性。

本文绝不打算在结尾处勉强找出什么乐观的理由。世界历史上一个较为暗淡的时刻已经到来，并且很可能继续下去。如果人们仍然相信他们已经部分失去了的那个世界比各种似乎正享受着好时光的制度更为公平和正义，如果他们不想让这个暗淡的时刻真地继续滑向黑暗的深渊，那么他们现在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反思：从冷战结束时的欣欣向荣到如今的四面楚歌，何其速也！何以致之？这样的反思必需涉及基本的智识问题，例如，我们是否没能正确地理解新经济运转的动力和风险? 这样的反思还必需是战略的，例如，我们是否过度迷信了经济改变政治和社会模式的能力，而放纵了那些机巧地利用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以强化他们的反自由的政治掌控的势力？

在这些，以及那些肯定超过本文作者能力之外的，反思的基础上，保卫和重建自由才是可想象的。

作者张健系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副教授。本文完成于2017年10月，为《时运变迁》修订版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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