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出于对固定汇率制度下的便利和繁荣的怀念，或许是由于对浮动汇率下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的缺乏掌握，从布雷顿体系解体到冷战结束的这二十年里，西方主要国家政府仍然不懈努力建立主要货币之间某种程度的汇率稳定性，从“爬行钉住”到“目标汇率区”，再到为了协调货币政策而不得不进行的各国国内宏观政策协调，不一而足。以“七国集团”（G7）为核心，从首脑定期会晤、财长央行行长会议机制以及更经常的副部长/高官级别沟通机制，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还从来没有建立过这么高级别和经常的经济政策协调体制。这二十年，恰好是沃尔克和行天丰雄在日美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的财金部门担任关键职位的时期，《时运变迁》的后半部也就成为这一段史无前例的主权国家间协调经济政策的历史的忠实记录。
这一时期的各国间政策协调，其议题主要是货币和宏观政策，而更深层的战略性目标则是保持至少是西方世界内部经济的相互开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动，汇率的相对稳定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必要条件之一。布雷顿体系是试图以国际条约和规则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而后布雷顿时代，这个目标则以更加非正式也更灵活的政府间协调来达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雷顿体系虽然正式结束了，它所体现的、所谓“内嵌的自由主义”政策原则，却通过以“G7”为代表的民族-国家间协商机制得以实质上的延续。
单就汇率而言，“可调整的固定汇率”与“浮动但大致稳定的汇率”其宏观经济效果是一样的。整个七、八十年代，西方主要货币间的汇率波动，在浮动汇率机制下，幅度当然大过此前的25年，但要点在于，这种波动也是大致反映了各国经济基本面的。布雷顿体系下的所谓汇率“可调整”的触发条件，本就是一国货币汇率与其经济实况严重背离、不调整就将危及国内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只不过，这种市场所要求的调整，却不能经由市场机制达成，而是需要经过国家间通过IMF的协调才能启动。在后布雷顿时代，这个调整不再由政府间机构如IMF所批准或协调，而是由市场决定，是谓“浮动”；政府间协调的主要任务则变成了防止某国政府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而通过主权行为来操纵汇率，其最著名的例子即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时运变迁》的两位作者，尤其是行天丰雄，认为“广场协议”是正确的宏观决策，日本经济后来的问题是自身没有利用好日元升值带来的机会所造成的。更有研究者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伯格斯滕等认为，“广场协议”完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国际经济协调的里程碑式的范例。
当然，不论是布雷顿体系以及后布雷顿时期的西方国家间的经济协调，还是所谓兼顾国际经济自由和国内社会安全的一般理念，都不必过分赞扬。对于这套安排和理念的最大批评，也是它的最大缺陷就是，它只在欧美日澳等发达经济体之间运行，对于欠发达经济体的发展问题，几乎没有关注。和IMF一起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成立的、主司国际发展业务的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也就是常说的世界银行），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资本，也没能在国际间的发展问题讨论中扮演重要角色。换句话说，布雷顿体系或者理念，虽然本不必是但事实上却的确是一套富国的知识和游戏。它所带来的经济稳定和繁荣，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外溢到了发展中国家身上。冷战期间的四十五年，抛开另起炉灶的苏联集团不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差距是逐步拉大的。而长远看来，一个二元化的世界不可持续。
三、续集
2016年6月，英国公投脱离欧盟，11月，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此时，上距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最终结束，正好四分之一世纪。如果我们把“后冷战时期”定义为一个冷战胜利者所主张的政治经济秩序在现实中也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那么2016年很可能会被后来者认作“后冷战时期”的终结。
政治上，1991年在科威特，1995年在前南斯拉夫，以及2001年以来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领导其盟邦维护世界秩序的决心一直是世界秩序本身最主要的基石。如今，孤立主义色彩浓重的川普给了这个基石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冲击；而美国最坚定的盟友、上一任世界霸主英国选择脱离欧洲联盟，也给过去350年以来最重要的、在民族-国家形式之外探寻人类政治生活模式的实验泼了一盆冷水。
经济上，川普上台伊始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使得人们在商品和服务贸易、环保、劳工利益以及知识产权等相互联系的世界性发展议题上所取得的、可能指引未来方向的成就毁于一旦；英国“脱欧”则意味着一个重要成员对各国间史无前例的经济深度融合的拒斥。对本文而言特别相关的是，TPP和欧盟本可以被理解为在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上，继续推进布雷顿体系所体现的“内嵌的自由主义”理念的某种努力。而从《时运变迁》一书结束的时点出发，继续考察这个体系和这套理念在后冷战时代的历史，则是把本书带入当下具体情境并更好地循之以思考未来的必由之路。
似有前定地，这段历史的起点要从中国在冷战结束后的经济政治抉择说起。就在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后24天，邓小平开始了他视察中国南方的行程。在后者一路发表的几次谈话中，私有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第一次获得了中国官方的首肯，中国具备了真正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的基本制度前提。这和1980年代中国的做法有根本性的不同。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被描述为，在不可触碰的计划经济和全民所有制之内为外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因素勉强找到一点空间。而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的做法更像是，在一定程度的保留下（后文将会探讨这一点），通过向自由主义经济大幅度地开放，将自身也改变为一个自由主义的经济体。
被中国人称为“下海”的这第二轮改革，对世界经济体系所造成的影响，绝不亚于它对中国本身的冲击。对中国而言，从那时起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间，中间经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助力，正是中国对外贸易爆发式增长的时期，也是中国通过外向型发展实现自身经济实力和水平跃升的时期。对世界经济体系来说，所谓“中国奇迹”的重大影响之一，就是Dooley等人所说的布雷顿体系的重建，或曰“布雷顿2.0”。
中国在1994年元旦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夜之间贬值50%（从1：5.7到1：8.6），并长期实行实际上的钉住美元政策。中国为了满足自身消费以及，更重要地，为了再出口而实行的进口，基本都使用美元支付，中国将本国产品和服务出口到境外，也几乎只收美元。美元成为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基本媒介，因此美元之于中国的价值，已经和它与黄金或者其他主要货币的比价没有什么关系；而只要中国这个世界上增长最快和顺差最大的经济体愿意近乎无限度地接受美元，这种意愿本身也就成为了美元币值最主要的支撑因素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两个经济体的增长经常地贡献全世界经济增长的一半左右。在这个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货币之间的比价高度稳定，这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力量的介入（在这里是一方政府的人为操纵和另一方政府的默许），而且存在着顺差国将顺差重新投资回到逆差国的现象，所有这些都和人们能够观察到的1945-1971年间存在于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布雷顿体系下的运转情形高度类似。所谓“布雷顿2.0”的说法，绝对不是没有根据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之前，在亚太地区的其他经济体和美国之间早在冷战初期就已经建立起这种“美国开放市场、其他国家压低汇率形成出口”的经济循环模式。事实上，所谓东亚经济奇迹中的日本、“亚洲四小龙”和泰国、马来西亚等，都是这种模式的受益者。除了这些国家自身的努力，美国治下的和平以及美元治下的稳定的经济预期，也是六七十年代之后亚太部分经济体成功实现工业化并进入发达经济体俱乐部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进程中，最成功的部分也就是对这种模式的跟进。
至此，事态似乎又是很美好的样子了：如果我们相信布雷顿体系曾是战后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制度保障，那么我们现在不是又有了一个它的升级版了么？沃尔克在《时运变迁》中多次欲言又止地关于重建布雷顿体系的期望，似乎已经在邓小平的帮助下得到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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