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债权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债权国设置的针对进口的关税障碍特别地荒谬。如果债务国依据规定的条款支付利息与本金，如果债务国不阻止外国投资者带走所获得的商业利润，那么，它的贸易盈余就必定是出口大于进口，也就是变得“有利”。相应地，债权国的贸易盈余会变得“不利”。此处的“有利”和“不利”当然是误导性的。成为一个富国，从国外获取大量的利息、分红和利润，当然不是“不利”的。英国在上世纪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正是因为它有相当“不利”的贸易盈余。
美国在其辉煌的地理与经济扩张中，为外国资本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投资机会。西欧的资本家为美国铁路的建设、采矿业和加工业提供了部分资金。后来，美国人开始返还外国人拥有的股票和债券；这些行动使得美国的贸易盈余变为正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事情改变了。美国成为了债权国，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它的贸易顺差——在1916年至1940年出口超过进口的部分大约有300亿美元——现在有了另一重意义：它是向外国提供的贷款与在外国的投资之结果。
但与此同时，美国的关税政策使得债务国支付利益与分红更为繁难。其他的债权国，例如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瑞士，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债务国对不得不付的款项确实并不积极；债权国通常并不急于遵守合同的条款。但是，债权国明显地偏袒自己利益的行为，为债务国拒付提供了极好的借囗。债务国诉诸于货币贬值、外汇管制、延期偿付，部分国家甚至不惜公开废除外债和破产。
债权国的政策在德国赔款和盟国内部债务的事例中显得尤为荒谬。如果德国真的用本国资金支付赔款——而不是用国外（主要是美国）提供的信贷来支付赔款，那么，赔款的支付就可能使接受賠款的国家之贸易平衡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些国家的进口就会超过其出囗，因为它们接受了赔款。但是，从重商主义的谬论来看，这种效果是巨大的危害。盟国急于让德国支付赔款，同时又不想接受赔款。它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德国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他们不想支付赔款。他们成功了。
盟国之间的债务也是如此。
八．极权主义与自给自足
费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政府控制商业的雄辩的支持者，据称是“国家就是上帝”这句名言的作者。杰出的学者们，例如卡尔顿·海斯，则称民族主义是一种新的宗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信条。
人们区分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他们说，“进步人士”、政府控制商业的支持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属于前者；后者则是“反动分子”、民族主义者。其实两个群体的社会经济信条只有略微的差别。他们都以政府全面控制商业为目标。这两种极权主义的群体中哪一种才是当今“非正统人士”中最杰出的知识分子预言家，是很难判定的。毫无疑问，拉萨尔也是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先驱，是第一个以元首（Führer）的位置为目标的德国人。法国人乔治·索列尔（Georges Sorel），他鼓吹“行动主义”（action directe），也就是鼓吹工会的暴力活动与总罢工，是墨索里尼的导师。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社会经济纲要，完全是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方案的翻版；其最明确的说明是英国费边主义者和积极地亲苏的作家西德尼·韦伯与比阿特丽斯·韦伯的一本书：《大不列颠国家的社会主义宪章》（A Constitution for a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ntain）。不仅是墨索里尼，而且还有很多著名的法国通敌者（collaborationist）和德国的纳粹分子（如维尔纳·桑巴特），在转变为“右翼”以前，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读者。
事实的真相是：现代民族主义是政府控制企业的国内政策之必然结果。事实已经证明：如果一个国家不是孤立于世界的其他地方，那么，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必定在短期内就会明显地失败。以全面地严格控制企业为目标的政府也必定以自给自足为目标。任何一种国际经济关系，都会削弱一国政府干预国内企业的能力，并限制其主权的行使。如果国家不得不为其公民与外国企业竞争的能力而烦恼，国家就不能装作是无所不能的上帝。政府干预企业的结果是极权主义，而极权主义又要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就是那些公开将所有经济性企业国有化的国家也是如此。社会主义如果不在全世界范围内实行，就是不完美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仍得依赖从国外的进口，不得不生产一些商品用于在市场上出售。那些与之交易的外国是否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无关紧要的。社会主义必定总是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
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给自足意味着歧视外国的劳工和资本。它们不仅降低了人类努力的生产率，也因此而降低了所有国家的生活水平；此外，它们还造成了国际冲突。
有一些国家由于缺乏充足的资源，无法只靠国内的资源来满足其全部人口衣食的需要。这些国家不能以自给自足为目标，却致力于征服的政策。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好战和侵略的欲望是它们所坚持的政府控制企业的原则之结果。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就是这样。它们说，它们希望得到地球上资源的公平的份额，因此，它们以重新分配生产原材料的区域为目标。但是，其他的国家并非渺无人烟，那里的居民不准备将自己视为其矿山与种植园的附属物。他们不期望德国或意大利的统治。因此，冲突就爆发了。
九．当前世界上的主权
国家主权的原则并不妨碍国际劳动分工和所有国家在包含整个世界的大社会之框架内进行和平合作，只要每个国家坚定不移地坚持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政策即可。在市场型社会（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laissez passer］）的社会经济框架内，国家不是全能的上帝，而仅仅是——正如拉萨尔惯常以轻蔑的口吻所讲的——“守夜人”。国家不是目的，更谈不上是惟一的和最高的目的，而只是促进公民福利的手段。承认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和不受妨碍的市场交易，将限制主权的行使。
虽然行使主权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但各国政府都受制于一条阻止国际冲突产生的原则之至高无上性。
如果国家根据经济干预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行政，主权就变得不受限制，就成了绝对的。极权主义国家假装成无所不能的、至高无上的，超越任何原则、法律、规则和对任何人或事的考虑。除了其“神圣的自我”之外，都不重要。国家宣称什么正确，什么就是正确的。
国家主权的这一过分概念与经济发展的当前状况是不相宜的。它不能与国际劳动分工共存。它不公正地对待其他所有的国家，必定导致冲突。
人类不可任意地从较高的劳动分工水平退回到较低的劳动分工水平。每个国家的自给自足会明显地降低所有民族的生活水平。时至今日，不再有这回事，即一个国家的国内事务不影响世界其他地方的福利。每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的经济福利中都有自己的物质利益，因为一国的暴政也会伤害到所有其他的国家。
如果一国政府阻碍了其资源的最有效的利用，它就损害了所有其他国家的利益。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如果经济落后，是在挑战那些能够通过更有效率地利用这些自然财富而改善自身境况的所有人。
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给自足导致这样一种状况，即一国的资源利用达不到在自由贸易条件下本该达到的水平。例如，其土壤为小麦生产提供了最有利机会的国家——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的关税，妨碍了制成品的进口。这一事实迫使欧洲人在本土种植小麦，即使欧洲没有对小麦课以关税，尽管这些土地的肥沃程度低于以上自然禀赋更好的国家的数百万英亩的未开垦土地。
一个国家的经济孤立不仅损害本国公民的福利，对外国人的经济利益也造成至少同等程度的伤害。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英国和法国一直在引诱中国开放它的港口，美国对日本也实行了同样的政策。
十．美国和世界事务
不仅是经济孤立，政治孤立在当前的世界上也是不可行的。
西半球一度不用担心侵略。数千英里的宽阔海洋将它与侵略者隔离开来。飞机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态。美国的孤立主义者却还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
他们这样争辩道：“欧洲各民族现在兵戎想见，他们己经毁灭了那辉煌的文明，他们注定要陷入饥荒和悲惨的境遇，这真是非常可悲的事实。同样可悲的是亚洲也是如此。十分不幸，我们不能将他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他们必须自己认识到，和平合作比战争和互相灭绝对他们更有利。我们不能当世界警察。我们能做的一切是照顾我们自己，保持西半球的独立。我们将保持中立，不干预其他洲的事务，从而保存我们美国的生活方式。”
但是，对于美国人而言，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并非没有利害关系。两大极权主义帝国的建立，一个在大西洋的另边，另一个在太平洋的另一边，本会成为美洲政治独立的极其巨大的威胁。德国民族主义者总是强调：他们雄心的最后一个目标是征服美洲大陆上一片广阔的殖民地。笔者不熟悉日语，不知道日本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在出版物中是否同样地直言不讳。但是，笔者从与日本的许多教授和学生的谈话中知道，日本人视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为他们的主要敌人。
为了自己生死攸关的利益，美国人不能在世界事务中保持中立，也不能生活在政治上的孤立中。美国必须认识到，每一次国际冲突都会或迟或早地将它也卷入进来，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持久和平的战后秩序。
关于持久和平的安排，已经有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计划。今日无人能够预言何种计划将会被付诸实施。然而，所有的这些建议必定意味着紧密和永久的合作，或者是在所有国家之间，或者至少是一组国家之间，也就是今日在战争中联合在一起的国家之间。如果不消除冲突，持久的政治联联就无从谈起。但是，贸易保护主义会激起冲突，自给自足更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单是由纳粹主义引起的。在大灾难的发生上，其他所有的国家未能及时建立屏障以防范可能的侵略，与纳粹和轴心国列强的计划相比，至少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如果纳粹预期，从敌对的第一天起，就会遭遇到由后来参加抗击轴心国的所有国家组成的团结而充分的武装阵线，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敢冒险发动进攻了。但是，在经济领域苦斗的国家之间，是不可能实现共同安全的。经济民族主义分裂了热爱和平的国家。如果联合国不能成功地清除经济民族主义，战后的局面就不会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状况有什么两样。那么，第三次更为可怕的战争也就无可避免了。
每个国家都面临抉择，美国也是如此。二者必须择一：要么，热爱和平的所有国家团结一致，要么，回到新冲突将会发源的混乱中去。但是，团结一致与贸易保护是不相容的。我们每一天都会一再感受到美洲的各共和国之间的友好睦邻政策与经济民族主义之间的碰撞。如果拉美和欧洲人民遭受美国外贸政策之苦，这两个洲的民主国家怎能与美国达成密切的政治合作？
如果经济民族主义不被摒弃，最彻底的裁军也不能防止被击败的侵略国重施外交诡计，形成新的利益圈子，挑拨国家之间的关系，重新武装和最终图谋新的进攻。经济民族主义是持久和平的主要障碍。
本文选自《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文，戴忠玉、刘亚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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