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企业与保护
在自我标榜的“进步人士”看来，大企业是一切罪恶的替罪羊。他们说，资本家和企业家自私的阶级利益推动国家走向了超级保护主义。现代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剥削者的阶级利益之意识形态的伪装。
然而，大企业是不害怕国外竞争的。美国汽车生产商与德国电气公司不害怕任何竞争者会超越它们在国内市场的地位。它们也不要求在它们想要出口的国家开征保护性的关税，事实上，这些国家的进口关税严重地损害它们的利益。如果它们不准备丢失这些市场，它们就被迫在受保护的国家设立分厂并以更高的成本来生产。他们无法在提供最有利机会的地点进行大规模生产从而为消费者提供产品，相反，被迫在条件较为不合适的地点和较小的工厂来生产其相当一部分的产量。要不是保护主义，福特先生就本不会想到在加拿大、法国、德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制造汽车。当今大企业的特征就是，企业在许多国家拥有子公司。它们对维持子公司的生产不感兴趣。要是没有保护，它们本可以将全部的生产集中于成本最低的工厂里。
要是大企业真的从贸易保护中受益，那么，在这个激烈反资本主义的时代，就不会有贸易保护了。无可否认，过去十年里，所有国家的经济政策之一般趋势在于，尽可能地伤害大企业。企业的当前结构、工厂的位置与规模被迫适应贸易保护主义所导致的状况。向自由贸易的转轨会造成普遍的重新布局，因为，当前许多工厂位于生产成本如此之高的地方，以致如果取消保护，这些工厂就无法与处于更有利地点的企业进行竞争。因此，许多企业的既得利益就与自由贸易相违。但这不是贸易保护的原因，而是其结果。要是没有任何贸易保护，资本家就不会将资金投资于需要保护方可获得利润的地方。
虽然一些企业受自由贸易的威胁，行业中大多数企业的利益与整个国家的利益却不是如此。恰恰相反，如果在投入较高的地方生产停止而在投入较低的地方生产扩张，每个人都将受益。
在产品和资本可以自由贸易而劳动却受移民壁垒妨碍的情况下，偏好那些工资只占总生产成本的较小部分的制造产业部门的倾向，就会在美国盛行。这个国家就会偏重于重工业的扩张，而不那么重视相对需要较多劳工的产业部门。其结果将是，进口就既不会导致企业业绩低下，也不会导致失业。在生产中充分利用了本国有利条件的商品之出口的增长，会弥补进口。进囗则会提高美国和外国的生活水平。
美国加工业不需要任何保护。除开一些特别的产业部门，它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是最高的，就像法国成衣业和英国纺织业一样。生产的自然条件在这个国家极为有利，资本的供应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丰富，企业家的独创性、发明家和设计师的效率以及工人的技能都是无与伦比的。工厂的技术装备和商业管理的方法是举世无双的。
造成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理由是工资率。有人说，美国的生活水平必须受到保护，以免遭受以较低劳动成本生产的某些行业倾销之苦。
这个国家的实际工资几乎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高，因为美国人口相对稀少，而绝大部分其他国家人口相对稠密。如果移民受到限制，工资率平等化的趋势就不会占主导地位。在那些生产的自然条件与美国相比较为不利的国家，工资率必定会较低。
在这个国家，市场实际工资率（也就是在没有工会压力和强制情况下的工资率）相对较高的状态，不是贸易保护主义的结果，也不需要通过关税来保护。废除贸易保护措施，不会降低美国的生活水平，反而会提高生活水平，美国加工业就会集中于其优势最大的产业部门。它们的产品就可以在世界市场上换回更多的产品，这一类产品在美国的生产将因美国在这类领域的优势较小而停止。美国的总消费就会增长而不是下降。
现金工资确实可能会下降。但是，它的下降比消费品的价格下降幅度要低，后者现在因贸易保护而人为地提升。
五．贸易保护与国防
曾经有人断言，国家致力于自给自足，是因为国家是好战的，并且希望不依赖于外国的供应。
事实是：德国争取自给自足，因而希望征服更多的生存空间，也就是政府足够大而自然资源足够丰富的疆域，使得德国人可以实现经济的自给自足，其生活水平不亚于任何其他国家。而且，经济民族主义不是侵略性国家特有的现象。比起军国主义民族，热爱和平的国家受经济民族主义精神的影响并不为少。
将瑞士给予国内小麦生产的贸易保护（通过政府对小麦的垄断来运作）解释为一种国防措施，或许是有道理的。但是，不可能将同样的解释用于瑞士对瓷器、玻璃器具和银器的进口限制。这个国家将配额制用于客车，尽管其国内并不生产客车，这样的生产也没有任何希望会发展起来。
六．贸易保护和政府对企业的控制
一国的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密切关联，它们实际上是一个体系。经济民族主义是政府干预企业与当前实行国家计划的政策之必然结果，正如自由贸易是国内经济自由的补充一样。国内自由贸易的国家确实也可能搞贸易保护主义，但没有国内自由贸易的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就是必不可少的。一国政府的力量局限于其主权管辖的领土。它无权直接干预国外的情况。在贸易自由的地方，外国的竞争在短期内会使政府干预国内企业的种种措施受挫。当国内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与国外的市场绝缘，就没有政府控制的问题。一个国家在政府管制和严格控制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它就在经济孤立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我们不必研究这个问题，即经济上的国家干预主义（也就是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是否能达到政府和支持这种体制的“进步人士”的预期目标。这种体制的支持者——德国的Sozialpolitiker，英国费边主义者的右翼，美国的制度主义者、新政的拥护者和许多其他团体中的温和派——认为，国家干预主义作为社会经济组织的一种永久的形式是切实可行的。他们宣称：它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保持着同等的距离，它代表着对社会的经济组织问题的介于共产主义与放任自由之间的第三种解决之道，它兼具二者之长而无二者之短。然而，现代经济理论以无可辩驳的方式证明：这种所谓的第三种解决之道是与其目标背道而驰的，政府干预企业的种种措施，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反而——从政府及其政策的支持者的观点来看——会使得状况比他们想要改变的情况更为令人失望。
我们也不必谈及应从历史经验中吸取哪些教训。六十多年来，文明国家的所有政府都试验过经济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种种模式。结果无一例外：明显的失败。始于19世纪70年代之末、受到德国皇帝1881年11月17日圣谕宣扬的德意志帝国的社会政治方案，以及美国的新政，就是突出的例子。
从本文探讨的主题来看，我们还必须强调另外一点。政府干预企业的每一次动作都提高了国内的生产成本，因而扰乱了竞争的环境。在自由贸易下，它会立即导致国内生产商销售下滑、产量萎缩和工人遭解雇。人们会很快认识到，国家干预主义的体制不会起作用，它会导致失业和不景气的商业。人们会要求回到政府干预之前的状态，也就是废除有害的措施。
但是，如果存在着防止外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竞争或使得这种竞争更为代价昂贵的贸易保护措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国内的企业家就能用涨价来应付成本的增长。政府及其政策的支持者会获胜；他们确信：他们用以改善工人福利的方法奏效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公众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工人必须承受更高的价格。同样的逻辑适用于由工会压力所导致的工资上涨。在美国的自由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率，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高——新西兰除外。在这个国家，劳动的自然条件更为有利，资本更为丰富；另一方面，移民受到限制。如果美国的工会试图将工资率提高到这一市场水平——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其实已经相当高了——之上，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工会方法的迅速且明显的失败，只有通过贸易保护所必然导致的价格上涨才能避免。
如果贸易在美国是自由的，那里的价格——除掉适当的运输成本——不可能高于世界市场的水平。如果企业主受工会压力而被迫支付高于他的企业所能承受的工资，企业主就只能限制产量和解雇工人。
如果相关的产业出口其部分产品，它就处于一种特殊的位置。它不能自由地提高出口商品的价格。但是，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另一种方法。国内的生产商结成卡特尔，在国内市场索取垄断价格，用垄断利润的一部分来弥补海外低价销售的损失。德国尤其如此。从19世纪70年代末起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被迫出售其相当一部分制成品的德国在Sozialpolitik和工联主义方面，远远走在各国的前头。其广受羡慕和颂扬的劳动安全（Arbeiterschutz）、社会保险与集体谈判的体制之所以能够运作，仅仅是因为受到全面保护的德国工业成立卡特尔并以远低于本土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产品。Soziales Königtum der Hohenzollern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所谓的成功是表面上的。工人自己——作为消费者——不得不承受沉重的负担。卡特尔和垄断是德国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必要补充。
广泛流行的传说误传了事实。这些传说宣称，垄断的倾向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鼓吹政府控制企业的德国人一再重复：私人企业如果自由行事而不受政府控制，就必定走向垄断，这一不可避免的倾向使得企业的国有化成为必然。他们缄口不提这个事实：仅仅由于政府与议会通过了关税法令，卡特尔才有可能维持；如果企业家拒绝自愿结成卡特尔，法律就命令企业家组建卡特尔，就如碳酸钾行业；普鲁士政府本身就是煤矿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它加入了煤的卡特尔。
当前政府与政党的一个典型特征在于，它们同时向消费者许诺低价和向生产商许诺高价。但是，由于任何政府也无力使得价格低于在没有政府干预之下竞争性市场上价格理应形成的水平，结果就向来只有提高价格的政策。政府假装在打击垄断，却从来不诉诸于可以使得在绝大多数产业部门建立垄断的企图落空的措施，也就是废除进口关税。
政府和议会都青睐垄断价格，这一点，可以从他们获取国际性垄断的行动中清楚地看出来。如果保护性关税导致国家性的卡特尔之形成，那么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国家性的卡特尔就能够通过共同协议来组成国际性的卡特尔。政府另一种支持垄断的行动，也就是给予新发明以专利和其他特别权利，来很好地服务于这样的协议。然而，在技术壁垒阻止国家性卡特尔建立的地方——农业生产几乎总是这样——这样的国际性协议也不可能得以达成。这时，政府就又来出面干预。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历史，就是政府通过国际条约来建立贸易限制与垄断的公开记录。有小麦垄断联营的安排，也有限制橡胶、锡和食糖贸易的方案，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当然，其中的大部分图谋不久就失败了。但是，这种失败与其说是政府偏好竞争性企业的结果，不如说是政府无能的结果。
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是贸易保护主义，也不能使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奏效而取得其所期望的成果。政府的干预只能或长或短地推迟国家干预主义不受欢迎的结果显现出来。其失败最终必定会明白无误地显现。通过法令或工会压力来提高工人收入到高于自由市场确定的水平之上的种种方案，必定或迟或早地导致年复一年的大规模失业；保护只能推迟这种效应，却不能消灭它。但是，国家干预主义者所看重的正是这种短暂的延迟。这种延迟掩盖了国家干预主义者所钟爱的政策之无益与愚笨。如果措施的破坏性后果即时显现，公众就会很快地认识到其空虚性。但是，后果显现还需要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支持政府控制与工联主义的人士就有机会吹嘘说：企业主曾预言，人为提高的工资与以歧视性税负和劳工立法形式强加于企业的负担，将使他们的工厂无利可图而妨碍生产，这是完全错误的。
经济民族主义是干预国内商业环境的努力之必然补充。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米塞斯：自给自足及其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