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人，我们长期宣传后的效果是，毛主席一手策划、周总理亲自执行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大转圜，中国在既反帝又反修、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闹僵十年后，终于缓解了地缘政治上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似乎是毛主席一招手，美国的尼老儿就乖乖地、急不可耐地飞抵北京觐见一个尚未建交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要知道，当时伟大领袖“亲自导演”的这一出中美接触，让多少一直紧跟中国批判美帝的国际共产主义小伙伴们都惊呆了！然而，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如果当年美国对中国的需求，比中国对美国的需求更迫切，为什么1972年尼克松已然访华，中美建交却迟至1979年1月呢？这可不是什么水门事件的偶然性所能搪塞的。中间的七年时间经历了三任美国总统，他们都在想什么呢？
很显然，美国一直主导着局势，控制着节奏。他像一个化学高手，不断地配平地缘政治的方程式。一手拉拢中国，一手与苏联签订了反导条约，美苏关系也大为缓和。这当然让中国人感到被出卖，可是在那种情况下别无选择。只有在中美走近的同时，不时在国际场合数落美苏缓和的虚伪性、欺骗性。
让我们继续讨论毛时代。在“一条线、一大片”之后，毛又提出“三个世界”，主要是因为“一条线”太接近于传统的集体安全机制，限制中国的行动自由。“三个世界”则允许作为权宜之计对两个超级大国区别对待，赋予一种战术上的灵活性。事实上，一直到八十年代，随着里根任期内中美之间渐生嫌隙和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急剧退缩，中国的外交政策才再次出现变化。中国在美苏对抗中的地位较七十年代明显下降，此时的意识形态冲突以及残留的台湾问题又浮出水面。
1982年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决不依附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与任何大国的压力。对于一切国际问题，中国将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决定自己的立场。”这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已经从70年代的中美准同盟关系又回到了“三个世界”的立场。
1979年的中越战争大概是中美作为冷战时期准盟友的最后一次完美配合，其政治象征意义无论如何也不应被低估。其出发点也很明确，地缘政治与拒绝坐视“被包围”状态的形成是最主要原因，虽然客观上对红色高棉残余势力提供了喘息之机不具有道义上的优势。在苏越结成军事同盟不到一个月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场成功的打脸行动，向全世界暴露了苏联正在走下坡路以致鞭长莫及（当然这里面有中美联手造成的巨大制约作用），同时也给如越南一样的苏联盟国当头一棒，使其看到苏联协防承诺的不可置信性。
任何战争，都有着漫长而细致的前期外交准备，充分研判战后可能的形势，尽最大努力孤立敌人，拉拢盟友，稳住中立国。以此判断，中越战争的外交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对当时深度嵌入冷战后期美苏两大板块站队之中的中国而言，没有第二种选择。打越批苏，是内政外交的高度统一，中国人支持，美国人也支持，东南亚国家更是乐得观望，这场战争的功能定性非常清晰。邓小平花了一年时间五次外访，绕着越南访问了尼泊尔、东南亚诸国、日本、美国以及朝鲜，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这场军事行动作外交准备。虽然这场战争中，中国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在当时北方面临陈兵百万、西部接连出现阿富汗和伊朗事件、南部面临一个即将形成的统一的且反华的印度支那联邦、内部则是经济行将崩溃，当此之际的这次行动有重大的地缘政治意义。
共同进化 永久和平
基辛格对权力博弈有深深的审美偏好，如同爱看三国的中国人，这是无可厚非的，大可不必非要用道德说教和意识形态的大帽子来批判。他对中国的友好与其说出于价值，不如说出于历史和现实的考量。中美两国没有理由走向剑拔弩张。如果说他对未来有什么忧虑的话，主要在对两国都出现的一些愤青观点是否会形成广泛的社会思潮进而误导政治家对外交大势的判断上面。基辛格列举了以《中国不高兴》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少壮派特别是一批军方人士的表态，对此深感忧虑。他们顽固地坚信中美之间的冲突是结构性的，是“必有一战”的。
对上述激进派声音，基辛格特意把100年前英国外交部官员克劳对“英德必有一战”的判断拿出来作为对当下的中美关系一个对照。克劳认为，结构性要素排斥合作和互信的形成，相互竞争终将走向最终摊牌。
基辛格则认为，战后六十多年来形成的北大西洋国家的超越国界的集体安全机制完全无法应用到亚洲国家。由于历史和地缘的因素，亚洲国家始终认为与邻国处于潜在对抗状态。许多亚洲国家经历过被殖民，独立的历史相当短暂。对他们而言，主权是至上的，部队跨越边境的行动被认为是一种侵略，不干涉内政是国家间的基本准则。在这样的地区结构中，外交的目的必然是维持均势。任何打破均势的行动都会引发新的再平衡行动。
为此，基辛格建议，中美两个太平洋两岸的最重要大国，固然不是伙伴关系，但应当谋求“共同进化”，各自都有各自关注的国内事务，在可能的领域内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美国如果公开把亚洲国家组织起来遏制中国，或者建立民主国家集团发动意识形态进攻都是极其危险的举动，因为中国是该区域内甚至全球范围内多数国家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反包围”意识过度敏感，追求绝对的安全感，试图把美国排除在亚洲经济和安全事务之外，也必定遭遇几乎所有其他亚洲国家的抵制，因为这个地区国家间脆弱的互信关系使他们任何一个小国都惧怕任何一个大国主导该地区可能带来的后果。中国和美国都必须接受一个对方存在并发挥较大影响力的亚太格局（官方常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大概此意）。
最后，我要原文照录基辛格此书的最后三段话，不是因为它多有文采，而是从这两段话里看得出这位90岁的老政客、老狐狸、老中国通在其人生垂暮之际，对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极具诚意的表态：
“为了理解和平的本质，我自从半个世纪前攻读研究生时，就研究国际秩序的建构和运作。基于这些研究，我知道，即便对于双方最有善意、最高瞻远瞩的领导人来说，文化、历史和战略认知上的差异也将形成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如果历史只是机械地重复过去，以往的任何转变都不可能发生。每个伟大成就在成为现实之前都是一种远见。在这种意义上，它产生于勇于担当，而不是听天由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在其著作《永久和平论》中指出，永久和平最终将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降临这个世界：或者由于人类的洞察力，或者因为在巨大的冲突和灾难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类别无选择。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的关头。当年周恩来总理和我就宣布我秘密访华的公报达成一致时曾说：‘这将震撼世界。’40年后，倘若美国和中国能够同心协力建设世界，而不是震撼世界，那将是何等大的成就啊！”
文/曹东勃 华东理工大学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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